每一个瘾君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因为对于99%的人来说，吸毒只有0次和无数次。即便是有极少数戒毒成功的，那也是个体差异，不是意志力的问题。

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意志坚强，尝试一下问题不大。即便是通过医学治疗，解决生理性毒瘾，心理性毒瘾是极难克服的，毕竟吸毒所带来的内啡肽和多巴胺，是x的100倍、1000倍甚至上万倍。

(小字注释：x=炒股、炒币或者学外语）

所以一旦染毒之后，人生顿时变得寡淡无味，什么家庭责任感，什么事业成就感，什么理想使命感，甚至生儿育女的幸福感，都变得微不足道，一切可以忽略不计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那种“相思之苦”是传统意义上相思之苦的千万倍。所以稍有机会，他（她）便会发了疯地去追求那个曾经令他着魔的“她”。

对于不幸染毒的，最好的帮扶在新中国。首先让他生理性戒毒（戒毒所）。生理性戒毒之后，将其置于家庭、社区、公安、卫生等部门的监督和保护之下。

一是让他忙碌起来，千万不要让他陷入“相思”，虽然他一直都在“相思”。二是物理隔离，把他置于一个无毒的社会环境里，千万不能让他与毒友圈再有任何接触。

但这也很困难，因为过量的多巴胺已经给他留下了思想烙印。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发挥自己平生所学，去与毒品再次建立联系，对毒品的欲望对他来说是压倒一切的追求。

这种强烈的心瘾（欲望），会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所以毒品的复吸率极高。也因此吸毒绝对不是某些法学家所主张的，吸毒是个人的自由。有这样观点的法学家，非蠢即坏。

一个家庭一旦有人染毒，那这个家庭就支离破碎了。染毒者会充分利用家人的爱，进行坑蒙拐骗，榨干家里的一切财富、情感和爱心。

即便是从戒毒所出来，一家人既得无微不至地进行照顾，也必须得绞尽脑汁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这个亲人，既要斗智也要斗勇。很多家庭成天鸡飞狗跳，到最后所有人身心俱疲。

这还是有爱心有条件的家庭，如果家庭条件不具备，或者稍有疏忽，染毒者肯定会复吸。为了筹集毒资，染毒者一定会不择手段，包括诈骗、盗抢、卖淫甚至以贩养吸。

以贩养吸很可恶，为了打开销量，吸毒者可能会发展下线，多发展几个下线，毒资就有了保障，这正是瘾君子最渴望的局面，因此会出现设局坑害身边人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吸毒绝对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吸毒者家庭、吸毒者整个社交圈甚至生活圈的社会问题，的确会给社会上的普通人，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

当前，我国管控还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有吸毒史的人开房，警察可能会去查房，我认为也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政府多出面，家里人就少操一份心，复吸概率就会低一点。

如果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可能这种管控就没有了，除非警察办案需要主动调阅。其结果就是家里人的监护任务加重，涉毒人员复吸率提高，涉毒违法犯罪率要上去了。

其实吧，染毒之后最好的归宿是监狱，在监狱里待个十年八年的，家里省心，公安省心，社区省心，百姓安心，染毒者死心，唯一的缺点就是财政压力过大，政府得管吃管住，还成天被大法党闹，出力不讨好。

吸毒没入刑，大法党已经成天口诛笔伐了，说政府管得太多，侵犯了自由；说社会对吸毒者有偏见，行业对吸毒者有偏见云云，已经成群结伙推动记录封存，下一步就是彻底消除。

任何一个需要有情怀、有思想、有理想信念的岗位，都不适合有吸毒史的人，因为他的理想只有一个——再来一口。且永远会痛下决心，保证是最后一口。他的保证是真诚的，只是永远做不到而已。

如果这样一个人掌握了权力，那权力只会变成他追求下一口毒品的工具。而且权力越大，危害越大。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血泪教训的。

曾经有过一位高级干部，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月，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却没扛住毒品的诱惑，从一个赤胆忠心的功臣，沦落为无恶不作、无所不贪的罪人。

他就是新中国贪腐第一大案的主角——刘青山和张子善。提到刘青山、张子善，他们几乎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腐败分子，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往往是革命成功后，遭到了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迅速腐化堕落。

实际上他们是被毒品俘虏的。刘青山1916年出生于河北一个贫寒之家，少年时期就在地主家当长工，15岁就参加了革命，成了红小鬼。

16岁时，他参加了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高蠡（lǐ）暴动。不过这次暴动失败后，他被捕了。被捕之后，他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即使面对敌人的铡刀，也没有屈服分毫。

可以说他经受住了最严酷的考验，保守了党的秘密。他从敌人的屠杀中侥幸逃脱后，立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

1939年，他率领游击队主动出击，接连攻克多个日伪据点，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威震晋察冀。1941年，日伪对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革命形势十分困难，很多人叛变投敌。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亲自组建锄奸队，对汉奸走狗展开坚决斗争，逆势扩大了根据地的面积，有效遏制了投降主义的蔓延，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张子善比刘青山大两岁，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也曾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扛住了敌人的全套酷刑：辣椒水、压杠子、老虎凳，十个手指都被钉过竹签。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给刘青山埋下了祸根，让他得了肠胃疾病，经常腹痛难耐。那个时候搞革命，条件极为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有上顿没下顿，且粮食严重匮乏，一切能充饥的东西都吃。

在革命队伍里，有胃病的人不在少数。在缺医少药却鸦片泛滥的环境下，他尝试了用鸦片止疼，结果逐渐产生了依赖，毒瘾越来越大。

革命胜利后，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这时他的毒瘾已经很大了，甚至已经不满足于鸦片，开始注射吗啡、甚至海洛因。而且手中的权力，让他更加肆无忌惮。

这时，人生理想、革命信念、党纪国法他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整天和张子善吞云吐雾、一起吸毒。平时工作萎靡不振，开会的时候也经常哈欠连天、涕泪横流，甚至要叫个暂停休息（吸毒）。

为了享受，两个人啥都不顾了，什么钱都敢赚，包括但不限于防洪水利专款、救灾粮款、盗卖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钢材），要知道当时抗美援朝战事正紧，物资紧缺。

案发之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关了起来。最初这两位“老革命”嘴很硬，很不配合审讯。但他们的防线很快就崩塌了，不是他们认识到错误了，他们只求给他们一口白面，给了白面什么都说。

刘青山、张子善，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配得上那句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特殊材料，在毒品面前也不堪一击。

这不是个人意志的问题，这是由毒品本身的化学性质决定的。我们无论多么防范毒品、多么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都不为过，这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福祉，也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

为此，卡住毒品的源头和路径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严厉打击制毒贩毒。万一卡不住，才是防毒戒毒。而防毒和戒毒则需要走群众路线，要想走好群众路线，则必须向群众交底。

本来我们有很好的防毒戒毒体系，也就是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然而某些法学专家却正在以关爱吸毒者的名义，对禁毒战线进行破坏，他们这个时候不提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了。

最后我再次致敬缉毒警察，致敬在禁毒防毒戒毒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再次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警惕大法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