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物种进化及变异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煊赫一时的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与演进是否也具有某种规律性——星罗棋布而又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为何会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文明社会？世界性帝国为何从横跨亚欧非大陆的波斯变迁到“两洋夹峙”的美国？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否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事件？中国又为何将会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柱性力量？
对于这些涉及全人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宏大主题，我们似乎难以窥探其内在规律。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加以观照——就像我们抬头仰望天际的星辰，因距离遥远反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它们起起落落的规律。因此，要回答前述重大问题，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跳出事件本身的认知范畴，剔抉诸般迷障，聚焦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帝国，探寻其变迁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内生动力，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抽丝剥茧，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一
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长期成为称雄东方的大国。继起的汉朝综合实力更是不输于同期亚欧大陆另一端声名赫赫的罗马帝国。中国的历史，如汤因比所称，曾经在三千年内代表“半个世界”。由于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致使中国在地理上具有封闭性。这在近代以前十分明显。除了短暂的蒙元时期以外，古代中国的势力往往囿于东亚一带，影响力难以投射到世界更广大的区域，其帝国变迁往往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朝代更替的“钟摆式变迁”。
而与中华传统帝国变迁大异其趣的是，中国以西的世界其他帝国的变迁往往呈现出地理区域的迁移性，我们称之为“迁徙式帝国变迁”。这样的世界性帝国发展到美国一共有10个。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是诞生于公元前550年、国土横跨欧亚非的波斯帝国，此后相继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有些影响较大的帝国，因不符合构成要件并非世界性帝国，如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等，详见第一章论述）。
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波斯的疆域东至印度河平原、青藏高原的西麓和帕米尔高原一带，而中国疆域的西部大体抵达这一带。因此，如果将世界性帝国和作为帝国终结者中国的本土区域依次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它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闭环——从青藏高原向西，经过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中海，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交界处的葡萄牙沿大西洋岸线北上，到西班牙、荷兰、英国，然后跨过大西洋抵达美国，再从美国跨过太平洋到达帝国的终结者——中国，恰好围绕地球一圈，形成“帝国变迁闭环”。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帝国变迁闭环”还不仅仅是世界性帝国变迁的全球地理闭环，它还实现了现代强国文明（美国）与承续不断的古老强国文明（中国）在现代社会的交接。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世界性帝国总是通过不断扩充地理边界，累积远超邻国的强国势力，从而获得帝国生存的安全感和发展优势，这就决定了帝国总在向外探求更远的世界，获取更大的国土面积、更多的人口或更广大的市场。
然而，地理条件对帝国的雄心和欲望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在西亚、欧洲和东方的中国、印度之间，间隔着青藏高原、中亚地区和塔尔沙漠及印度大沙漠——青藏高原山高路险、空气稀薄，横亘其间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多座山峰海拔都在8000米以上，人迹罕至；而中亚地区气候干燥，草原、戈壁、丘陵和荒漠辽阔；塔尔沙漠及印度大沙漠则高温炎热，对人类居住和生活并不友好，不适合军队大规模调度和征战，更不利于强国势力的形成和巩固，波斯帝国及马其顿帝国东征和唐朝军队西征，都曾在这一带折戟沉沙。因此，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帝国时期，高耸的青藏高原、中亚地区连绵的高山荒漠、印度半岛炎热的大沙漠，成为古代中国向西、西亚和欧洲帝国向东扩张的难以逾越的天堑。它极大推迟了人类奔向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但是，人类的欲望和雄心总能打通阻碍的环节，而帮助人类推进全球化的关键载体则是浩瀚的海洋。海洋里的水轻盈灵动，随波而行可抵达世界各地。它与人类的雄心相结合，将世界各个分割的陆地联结成命运相通的整体，将人类的欲望贩运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大大密切了人类不同族群间的交往。
大自然在中亚、南亚设置了阻碍东西方沟通的壁垒，却又在欧亚非大陆之间留下了一条沟通三者的通道——位于三大洲交界处的地中海。地中海形体狭长，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半岛，向西联结起大西洋；而地中海沿岸气候温和，农产丰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农业帝国时期，受限于技术水平，世界性帝国一直围绕在地中海一带徘徊、变迁，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征战的铁蹄，一直受困在陆地的滚滚尘烟之中。
直到中国的指南针、火药、航海知识传到了欧洲，西欧学会了制造可以逆风航行的阿拉伯三角帆船，且人类有了地球可能是圆的的认知，世界历史终于又一次跨出了一大步——葡萄牙开启了人类大航海时代，西欧也因此跨进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带。
人类不同区域的文明呈现出螺旋式交替领先的态势。一方面，文明低阶位地区的人们一旦掌握文明高阶位地区的先进技术，往往能形成包括军事成本在内的低生产成本的洼地，从而能在军事上获得战争的胜利，使文明进入又一轮发展周期，推动帝国势力发生转移和变迁，比如西哥特人之于罗马、蒙古人之于金宋、满洲人之于明朝。另一方面，从更广大的区域空间看，东西方文明也呈现出结构性交替上升的状态。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之前，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代表，创造了灿烂的古典时期的文明。而进入中世纪后，由于中国拥有更适合农耕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更适应农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创造了胜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
人类进入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之后，东方世界还守滞在农耕文明的惯性里难以自拔；西方则通过对东方、非洲及美洲财富的掠夺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财富基础——由此，人类社会不同地区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积累的财富通过不公平贸易和掠夺，集中到西欧狭小的地域，从而培育了一大批有钱的资本家、有闲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以及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居民，形成了以消费推动生产、以生产积累资本、以资本投入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也从此把人类现代文明的发令枪交给了西方。因此，东西方文化根子上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阶段性表现有差异。总体来看，它们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态势——符合了人类相应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则会表现得比对方更具活力和创造性。
二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世界性帝国变迁的方向和走势呢？
人们通常认为是生产力发展，但更确切地来说，真正推动世界性帝国变迁的实际上是“成本洼地”——哪个国家生产经营和军事成本低，强国势力就会向这个国家转移——或许，这样的“成本洼地”正是得益于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
这种低成本引流强国势力的现象，在人类进入殖民帝国和工商帝国时代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西南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前往非洲东海岸和印度进行海上探险的成本，是欧洲国家中最低的；其将从殖民地收购或掠夺的物品运回国内的成本也是最低的。葡萄牙人正是依仗低成本的探险和运输优势，率先确立了世界性殖民帝国的地位。由于其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人口数量少，一方面随着航海人员需求量增加，且漫长的航运线需要保护带来军事投入的增加，推动航行成本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小，贩运回来的香料、丝绸和金银等奢侈品在国内难以及时消化，还得转运到西班牙或欧洲其他地区销售，带来销售成本的提高。与葡萄牙相比，后发的西班牙在这两方面则尽占优势，加上其开拓了美洲航线，从西班牙到美洲航线的距离比葡萄牙绕过非洲大陆南端前往印度的航线更短，也相对顺风顺水。这使得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的海运成本远低于葡萄牙，强国势力因此快速从葡萄牙向西班牙转移。西班牙由此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在世界性帝国变迁过程中，发生了大量频繁而持久的海洋战争，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是军事实力决定了世界性帝国的变迁和走势——荷兰帝国的崛起则说明了这种认识的片面性。面积仅4万平方千米、1648年才建立联省共和国的荷兰，其相对弱小的国力难以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它能够出人意料地一跃而成为辉煌一时的殖民帝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荷兰不仅位居欧洲大西洋沿岸的中心地带，还处于水运条件优越且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的莱茵河下游，占据了海运和河运交汇的有利位置，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的中心地位十分突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相继在世界各地殖民，运回西欧的货物和运出欧洲的商品大量增加，而这一时期只有荷兰人承接运输的成本是最低的，这才是荷兰登顶世界性帝国的关键所在。
荷兰由于国家整体实力有限，自身的经济能力难以长期维持军事和运输优势的存在，不得不在资金运作上大做文章，这就极大促进了荷兰的银行业、证券业和民间资本的发展。即使是行使国家特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以股份制的形式募集资金，并以企业经营的方式运营。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大多初创或形成于荷兰帝国。但这并不能阻止强国势力又迅速从荷兰向英国转移，而推动其转移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此时又形成了“成本洼地”。
得益于大西洋上循环流动的加那利寒流、北赤道暖流和墨西哥湾暖流的共同影响，英国开辟了大西洋“三角贸易”——杂货、武器从西欧运到非洲，黑人奴隶从非洲运到美洲，而金银、烟草、棉花、白糖则从美洲运到了欧洲。“三角贸易”的开辟使运输成本极大降低，同时，使英国作为悬浮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大西洋岛国的运输枢纽和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彰显出来，这又反过来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
推动运输成本降低的因素还不止这些。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推翻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荷兰总督威廉在英国议会邀请下，就任英国国王，因此，成为荷兰和英国的共主，直接统治两国长达8年之久。威廉成为两国共主后平息了两国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并减少了彼此海洋运输航道的军事侵扰。与此同时，将荷兰相对成熟的银行、资本、金融等资本主义制度要素传授给英国，还将其东印度公司原来开展的部分运输业务转让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可以说，荷兰的帮助，加快了英国成为新进的世界性帝国的脚步。
通常认为蒸汽机的发明将英国带入了世界性帝国的行列。事实或许相反，正是英国强国势力的兴隆，催生了蒸汽机的出现。“三角贸易”和“光荣革命”推动英国经济实现更快发展，拥有较强消费能力的富裕人口大量增加。人们在寒冷冬季因烤火对煤炭的需求激增，使得煤矿老板和技术人员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琢磨将矿井里的渗水抽排到井外的办法。在托马斯·萨弗里（他将自己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命名为“矿工之友”）、托马斯·纽科门和詹姆斯·瓦特的接力下，制造出真正可以商业化的蒸汽机，并于1775年在伯明翰附近的布鲁姆斯尔德煤矿安装成功。
其实早在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希罗就发明了最早的蒸汽动力驱动的装置。1690年，法国科学家丹尼斯·帕潘就制造出一台简易的运用大气压力做功的发动机模型。此后，许多国家开始进行实施工作并最终发明了蒸汽机。这也说明，先进的技术并不必然引发强国变迁，而或许是强国催生了新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这样认为，即使瓦特没有发明蒸汽机，英国仍然会成长为世界性帝国。
令人奇怪的是，同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带，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均成为世界性帝国，而地理条件、港口条件及综合国力都十分优越的法国却被跳过了呢？
法国作为传统的欧洲陆地强国，开始的时候并不重视对海洋霸权的争夺。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已经在全球争夺殖民地之时，法国的主要精力还放在欧洲陆地霸权的斗争上，与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争夺领土的战争绵延不断。尽管从16世纪起，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发展，其对外贸易的重点从地中海转到了大西洋；而从17世纪起，法国也在北美、中美、非洲、印度开始了殖民扩张。但是，法国人陆地霸主的心态，使其不屑将海洋政策置放于帝国扩张策略的优先地位，而在大陆上与诸多大国的抗争，又极大地牵制了其迈向海洋的精力。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此后，法国此起彼伏的对外战争“内卷”为持续不断的国内革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这个时期堪称“革命的世纪”。在82年中，法国共进行了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70年9月4日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等5次大革命。战争和革命，极大地损耗了法国的强国势力，使其无法专注于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竞争海洋霸权。
事实上，法国并非没有争夺世界性帝国桂冠的机会。171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孙安茹公爵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其腓力五世的西班牙国王身份正式得到承认，这使得18世纪的西班牙沦落为法国的附庸国，法国的大陆势力盛极一时。但此时，荷兰、英国的海洋势力均已崛起。而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12月2日加冕称帝，创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其在位最辉煌时期，欧洲更是除英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之外，其余各国均向拿破仑臣服或结盟，形成了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系。1852年12月2日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广泛实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建立了大工业，完成了法国工业革命。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金融资本的发展尤为突出，巴黎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在争夺欧洲大陆优势和进行海外殖民侵略中，第二帝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击败俄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的优势，派遣军队侵略叙利亚、墨西哥、印度支那和非洲，建立若干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财富。世界性帝国有着向更大的国土面积和更大的市场变迁的规律，国土面积广阔、海洋交通条件优越，且具有辐射欧洲大陆腹地优势的法国，理应具有问鼎世界性帝国宝座的机会。
然而，在法国强国势力走强之时，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法国不得不与世界性帝国擦肩而过。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此前的1782年，瓦特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并在棉纺织业中得到应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迎来了经济大发展时期。几乎在同一时期，远在北美大陆的美国取得了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胜利，并迅速扩张成两洋国家。从此，一个国土面积远大于法国、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远胜于法国、市场可培育性远强于法国的潜在超级大国，加入世界性帝国的竞争行列。
1852—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是法国的强国势力获得极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的1861—1865年，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开始建设太平洋铁路，开创了美国国内铁路大建设高潮。而此前的1838年，世界第一艘蒸汽轮船横渡大西洋。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为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蒸汽轮船与火车的广泛使用，将“大西洋缩小成内湖，大陆压缩成村镇”，海洋运输与大陆运输实现了更为快捷的联动，世界地理空间的距离感得以颠覆，货物跨洋运输的成本大幅降低，英国与美国的贸易成本甚至比与法国的内陆地区还低。美国由此成为工业生产新的“成本洼地”。很显然，英国和包括法国在内的老欧洲势力，再也无力阻止以蒸汽轮船和火车为代表的新科技力量，将世界性帝国的王冠漂洋过海地运到美洲新大陆。
美国人很会享受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老罗斯福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美国人或许以为，其强国的优势是上帝赐予的，并是永恒的。美国人也确实在建国创业精神的推动下，将地理优势转化成强大的强国势力，塑造了“美国例外”的超强霸权。
然而，世界性帝国的名头从来不是终身制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也是相对的，美国的强国势力一如既往地发生了转移。
三
世界性帝国总是向着“成本洼地”变迁，但影响世界性帝国变迁方向和走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以革命性科技力量为主体的生产势力是主导因素，它帮助守成帝国之外的国家形成新的“成本洼地”，推动强国势力向其转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文化势力是从属因素，它拉拽强国势力进入新的势力范围；以被动接受生产力激发而形成的地理势力，虽是制约因素，但往往支配着世界性帝国的变迁方向。
正是以上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当下推动了美国强国势力的衰落和中国作为世界性力量的崛起，同时也使中国成为世界性帝国的终结者。
先看生产势力。世界性帝国的形成和变迁大都受到技术变革的驱动，重要的新技术往往能在守成帝国之外的区域形成“成本洼地”，打破守成帝国长期形成的生产优势和军事优势。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工商帝国时代之后，技术革命对帝国变迁的影响更为显见。以蒸汽机发明为先导的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帮助英国巩固了世界性帝国地位。从实际情形来看，蒸汽轮船、火车的广泛应用，既帮助英国进一步登顶帝国巅峰，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强国势力向美国转移。以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主体的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则铸就了美国世界性帝国的地位。而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在将美国送上强国势力制高点的同时，又悄然将世界性强国力量的接力棒送往中国的手中。这一时期以互联网为重要特征的新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成立于20世纪末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中国互联网公司（俗称BAT），在此后10多年取得了爆炸性增长的业绩。这也充分说明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互联网浪潮，成为改变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面貌的关键性因素。
这种改变最主要的影响，是使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体系。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位于产业高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主和工程技术人员，可以不出家门将产品外包到中国生产，并进行有效的远程管理和控制，以获得低成本生产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它使中国更加有效地整合人力资源、矿产资源、政府及社会协作资源，将中国打造成体系完善、反应快捷、价格低廉的无与伦比的世界工业的供应链。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强国，成为世界生产的“成本洼地”。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产业则日趋空心化，世界性强国的生产势力日渐向中国转移。
互联网对中国崛起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互联网“开放、共享、平等”的理念，穿透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打造的技术和制度的壁垒，推动了技术和知识的平民化，以及世界治理的平权化。同时，互联网对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变革发挥的作用，远胜于美国。中国作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互联网对时空的极限压缩，既有效打通了从中央到基层繁多的管理层级所形成的诸多阻塞，又为全社会人员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极为简便、有效的工具。与美国相比，互联网使中国既保持了中央集权体制资源统筹、组织有序、执行有力的优势，又获得了信息传递快捷、反应灵活、公开透明的新优势。正是从互联网革命，特别是几乎覆盖全民的移动互联网广泛使用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高度稳定，国家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日益显现出来。
地理势力不是世界性帝国变迁的主导力量，却是支配性因素。世界性帝国变迁形成的闭环，位于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北半球温暖、湿润的地带。这一地带人口众多，容易形成帝国需要的规模和动员能力。在地理势力与生产势力适配的条件下，即使像葡萄牙、荷兰这样规模的小国，也可能称霸一时——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它们作为中介性世界帝国的身份。
如果我们将面积宽广、人口众多、势力强大且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性帝国视为中心帝国，那么在每两个中心帝国之间几乎都会出现一个中介性帝国——这类世界性帝国面积相对狭小、势力相对贫弱、强盛时间往往不是很长。当然，中心帝国与中介性帝国并非固定不变，当选择的参照系不同，中心帝国与中介性帝国可能发生相应改变。如果我们站到更远的历史纵轴上观察，会发现当今势力笼罩全球的美利坚帝国，也将只是海洋型帝国（英国）向大陆型强国（帝国的终结者中国）变迁的中介性帝国。
中亚恶劣的地理环境阻碍了强国势力向东方发展，而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连为一体的水体条件，使强国势力以向西绕道的方式向东方挺进。自15世纪葡萄牙掀开大航海的帷幕起，人类进入了西方主导的以海洋秩序为主体的新时代。但是，这绝不是终点，人类终将找到将东西方文明整合为一体的办法和通道。
2000年前后，随着生产势力向中国转移，东方的地理势力被重新激发出来，世界开始由海洋秩序向大陆秩序转移。除了生产势力的推动之外，两个方面的地理条件对美国帝国秩序瓦解和中国崛起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一，中国位于世界最大洋太平洋与世界最大陆地亚欧大陆交汇处，东部地区临海近洋，而西部地区深入亚欧大陆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海陆枢纽的地位十分突出，使中国业已形成了远胜美国的运输“成本洼地”。其二，中国身处的亚欧大陆面积巨大、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亚欧大陆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其内部贸易已远超这一地区与美国的贸易总量；加之数字经济兴起、石油通过管道运输量增加、长距离输变电技术广泛应用，以及亚欧大陆现代陆上运输体系突飞猛进，海洋运输的重要性日益降低，从而带动陆权秩序的回归。亚欧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使得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实则是同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体化市场竞争。
由此，当今美国维护帝国霸权地位陷入了多重两难的境地。其一，随着亚洲经济崛起，美国要保持产品竞争力，则需要将产品的创意、设计和管理总部放在国内，而将产品加工、生产放到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问题是，这样一来，美国的产业机会大量外流，而且美国越想赚更多的钱，其产业就越空心化、贸易就越虚拟化，而其强国势力也就越虚弱化。其二，美国在欧亚大陆强化军事投入，以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其边际效应在减弱。政治、军事的强势投入不能获得良性的回报，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投入越大，美国负债越多，促使美元越是走弱。其三，美国主导的商业秩序推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包括中亚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等世俗化进程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被卷进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吊诡的是，美国越是推动以其为主导的商业秩序普世化，欧亚大陆越是加快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相应地，美国反而越会相对边缘化。
生产势力由美国向中国发生转移，必然有先进的文化势力与之相适应和相匹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百年革命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日益显现。一百年前，孙中山晚年“在他的‘融贯’中外文化的思想中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他试图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新兴的苏俄社会主义文化结合起来，荟本精华，‘融通瞭悟’，以期为中华民族创造更高远的文明理想”。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成熟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分别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人类不同发展时期的优秀文化，孙中山融贯中外和不同历史阶段优秀文化的理想，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奋斗和建设，已化为成功实践。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的崛起和政治霸权的确立，以商业和发展经济见长的西方文化成为笼罩世界的强势文化，并日渐浸染中国。“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农耕土壤里发育、成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生存型文化”，着重解决的是人的生存、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形成了安土乐天、重农轻商、中庸和谐、宗法治理的文化特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里，这一文化不可避免地显露出过分追求稳定、保守，缺乏竞争力的相对落后的内在特质，难以抵挡以“自由、竞争、成就事业”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发展型文化”的扩张。
西方文化大规模入侵不可避免引致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抗，中华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发起图强改良的自救运动和社会革命，中国进入烽火连天的多事之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1900年前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中国被迫深深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展开了同传统文化的深度决裂，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全盘西化和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两大思潮同时达到顶峰。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建立起共和政体，虽然不久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但西方文化在中国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中的影响力更加广泛和深入。即使是袁世凯执政以后的北洋政府，也颁布了许多振兴实业的法律法规，对国内商业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稍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无论是从组织的理念还是从组织的形式上看，都是一个比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先进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而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是西风日长。
然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传统文化实在根深蒂固，西方文化根本无法将中华传统文化全面覆盖和摧毁，双方由此在中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一方面，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溥仪复位的闹剧不时上演；另一方面，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以建立西式资产阶级政体为目的的战争也此起彼伏，最终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族危亡的深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化场域的重要一翼。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决定着当前我国文化的根本性质，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二是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不断追求变动；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总是维持整个结构的平稳和不变。两者相遇难免激烈碰撞，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挥了制衡和统领的作用，使三者逐步形成了稳定的相对平衡的结构。三是社会主义文化优秀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动员机制，为“刚性的平民化制度与软性的儒家纲常伦理相辅相成地共同维系着的中国社会”注入了血性和动员能力。四是明确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坚强的领导核心，“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执政党自身对经济建设经验的匮乏，以商业文明和发展经济见长的西方先进文化近乎被清除出中国，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挫折：“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在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现代市场机制，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市场进行规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市场经济体系。显而易见，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都源自西方，但在中国的土壤中已经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让以商业和市场经济见长的西方优秀文化融入中国经济社会中来，并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使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融合贯通为一体，形成了集东西方和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精髓、适应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因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优秀文化为一体而优于中华传统文化；从空间的视野看，因融合东西方先进文化为一身而优于其他文化。
由于形成、发展及成熟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主义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具有不同的优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高度稳定，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客观反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化、西方优秀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共通的直观体现。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也正适应了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要求，为强国势力从美国向中国转移提供了强大驱动力。
四
世界性帝国为什么最终将走向崩溃？人们常常把军事力量的衰落、帝王的穷兵黩武与昏聩无能、将军大臣们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贵族及上流社会的穷奢极侈、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等作为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些只是帝国走向崩溃的表象。底层的逻辑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势力带动地理势力发生了转移，而原先的文化势力也不再适应现有生产势力的发展，致使强国势力此消彼长，并促使守成帝国走向了衰败。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壮大了英国的强国势力，但蒸汽机应用所催生的轮船和火车使跨洋运输和远距离陆地运输成本极大降低，由此推动强国势力由英国不断向地域辽阔而市场统一的美国转移。这不是国王大臣们所能阻止的，而穷兵黩武、苛捐杂税或许正是他们为阻止强国势力转移所做的最后挣扎。
每一个世界性帝国，后期都存在“垂死光晕”的现象。由于人们被帝国威权统治得太久，对帝国实力的心理认知往往超出实际情况，帝国即使早已败絮其中，但其光晕笼罩的庞大身躯依旧使人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帝国光晕里虚幻的身躯必将轰然倒塌。公元4世纪初，罗马帝国统治着北至大不列颠，南至北非撒哈拉沙漠，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波斯的广大疆域。罗马城的居民坚信这座城市的赫赫威名能够掌控整个世界，并且承诺哪怕有一个蛮族人进入他们的城市，所有罗马人都将血战到底。然而，公元410年8月，哥特人的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冲入了罗马城，如入无人之境，洗劫了这座永恒之城。
世界性帝国统治的区域越大，其需要维持的军队和维护秩序的支出也越大，到了一定点就会入不敷出。而表面强大的帝国，其内部可能松懈和虚弱到不堪一击。即使是强国势力强大的费利佩统治时期，西班牙帝国国家债务的总数是岁入的8倍，“一代以后，在奥利瓦雷斯担任大臣时期，大约93%的国家支出都是花在对外政策上”。由于西班牙国力强大，且国王卡洛斯一世长期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西班牙一直依赖其君主制下其他伙伴国家的合作，即使是强国势力顶峰的时期，它依旧是非军事化的、大体上没有什么防御的国家。为了平息1570年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起义，国家不得不从意大利引入几乎所有必要的军队。而1596年英国人占领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的加的斯，竟未遭遇任何抵抗。
帝国“垂死光晕”现象还体现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帝国后期思想日益保守，先期建立起来的技术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先进设备优势和人才储备优势，反而成为接受和应用最新科技的阻碍力量，形成“技术梗阻”。1900年，英国所占殖民地面积为3271万平方千米，人口3.67亿，是人类亘古未有的大帝国，但此时帝国“技术梗阻”已经病入膏肓。“一战”爆发后，维护英国海上霸权的关键就是皇家海军了。但是，它在战争中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它无法击败德国在北海的舰队，在日德兰半岛近海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水上战舰遭遇战中，技术的落后暴露无遗：虽然在开战之前，丘吉尔已经用烧油的战舰替换了烧煤的战舰，但是英国还是在舰载炮的射击精准程度上落后于德国，这不仅仅是因为海军部拒绝使用被称为Ango Clock的射程调整系统（它在计算射击数据时会把船只的晃动幅度考虑在内）；德国人还在无线通信方面占据优势，虽然他们常常用“明码”，或者极易破解的密码发报。最初，英国皇家海军仍然用纳尔逊时代的旗语来沟通，虽说远处的敌军不可能看清，但是对旗语的目标接收者来说，也很不方便。
当然，世界性帝国的衰落有的是阶段性的调整，美利坚帝国就曾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其他国家的追赶。如何判断一个世界性帝国是处于间歇性衰退，还是“垂死光晕”笼罩下的衰败，主要看两点：其一，世界性帝国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是否位于帝国变迁闭环上，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地理区位是否足以形成吸引强国势力向其流淌的“成本洼地”；其二，一种新的足以撬动世界走向的技术革命，是否更有利于新崛起国家，并已经帮助后者累积了明显的强国势力。而当下中国恰恰成为美利坚帝国合格的结构性竞争对手。
在强国势力转移的过程中，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2019年3月20日在清华大学所做的演讲中，着重阐述了作为新崛起的大国中国与统治大国美国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的问题。他回顾了人类社会过去500年的历史，找到16个有关崛起大国将要取代主要统治大国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均以战争告终，但还有4个案例没有引起战争。他由此认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他又极为担心第三方的行动和挑衅很可能引发一场无人希望的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新崛起大国德国与统治大国英国为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争，就是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而引发的。
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战争的逻辑早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农业帝国时代，土地和人口是最能体现强国势力强弱的因素，战争的目的就是争夺土地和人口，新兴强国与守成帝国谁获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谁就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帝国。在殖民帝国时代，掌控制海权是走上世界性帝国宝座的唯一途径。因此，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英国，都是在取得海洋控制权后，才获得世界性帝国的皇冠的。进入工商帝国时代，对没有边际的无形市场的控制成为展示帝国力量最重要的诉求，美国因此放弃了通过大规模殖民走上帝国宝座的选项。这种情形下，强国势力可能潜移默化地完成了由守成帝国向新兴强国的转移。
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加持下，全球经济走向深度一体化。世界各国经济加速融合，欧亚大陆统一大市场趋于形成，陆权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因此，强国势力向大陆国家转移，既无须以掠夺土地和人口的方式予以兑现，也无法通过控制海洋来充分实施，而战争更多地成为帝国虚张声势的背景板。更何况至少还有以下三个因素，为守成帝国和新崛起强国之间树起了大动干戈的“防火墙”：一是足以摧毁对方的核武器，为双方争强斗勇划出了底线；二是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无法将双方大规模的市场交易进行物理切割；三是对“生命宝贵”的认知，已经胜过个人英雄主义对国家行为理念的影响。总体而言，大国间竞争更趋理性化。事实上，当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新兴强国与守成帝国以某次战争为标识举行新老强国交接的仪式时，强国势力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加快了转移步伐。
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发达国家构成中心区域，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由于在近代率先发展出现代国家形式，凭借先发优势得以形成对全球的经济、法律、资本等各种秩序的掌握，并可以政治、军事手段强化之，在国际格局当中获得对于边缘区域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全球贸易的红利会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由于后发劣势，永远没有机会进入中心国家的圈子，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
《枢纽：3000年的中国》作者施展认为，中国以一种沃勒斯坦完全无法想象、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崛起，打破了“中心—边缘”结构，催生了“双循环”结构。事实上，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和影响之大，一次次解构了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他的“双循环”转型理论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他在认定中国已经成为“双循环”的枢纽时，又专门注释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转换为新结构中的枢纽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说中国作为中介，使得全球经贸循环得以完成；但中国并未因此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在可预见未来，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仍然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它拥有最强大的创新能力，也提供最重要的市场需求；但是这个首要发动机要拉动全球经济，却必须以中国作为一个必要中介。”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俨然超出了施展界定的“枢纽”地位，其崛起成色也超出了一般理论家的想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因为新兴强国比守成帝国拥有更广大的疆域、更多的人口和更现代的技术需求，当强国势力的转移一旦形成结构性趋势，这种转移的速度将是几何式增长的。更何况各类生产要素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将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效率。另一方面，问题也许出在人们给予中国的坐标原本就发生了错误。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明独树一帜的东方大国，中国即使不是世界的中心，至少也是另外“半个世界”（汤因比）。当中国这“半个世界”与西方另外半个世界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碰撞、整合后，世界才阴阳合璧般地形成一个整体，人类将因此开创另一个不同以往的文明进程。当下，中国本质上并不是崛起，更不是从边缘地带来到了中心区域，而是像中国历史上多次遇到周边侵袭那样，只是短暂地蛰伏和调适，以便将其他文明收纳和融化于自身文明的母体之中，从而绽放出更具普世主义的文明光芒。
世界体系理论重要奠基人之一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1929—2005年）在其所著的《白银资本》中就认为，中国一直是（或几乎一直是）这种单一世界体系的中心。他认为，欧洲“兴起”的时间只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部分时间，并将它视为是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体系的暂时中断。他指出，我们中的那些论证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欧洲——不管是在16世纪还是更早一些的人是犯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
是的，中国一直就是以自我为体系的强国——自西汉起就拥有了与罗马帝国大致相当的实力地位。除了近代百年的衰弱期以外，它一直就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如今世界强国势力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古代中国的“钟摆式变迁”和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得以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交汇和重合。人类社会帝国变迁的地理闭环即将完成，全球化由此进入新时代。中国不再是世界性帝国的承续者，而是世界霸权主义的终结者。
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崛起的世界性帝国不同，当代中国的崛起并不依靠对外殖民和扩张。此前世界性帝国崛起之初，通常是守成帝国的边缘小国，要形成引流强国势力的“成本洼地”，形成足够大的市场和绝对的竞争实力，就必须对外扩张和殖民，成为人口流入地和殖民扩张国家——无论是农业帝国时代的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殖民和工商帝国时代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莫不如此。而当代中国则不同，在世界帝国变迁与终结的闭环上，中国一直就是人口最为众多、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只要生产势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地理势力和文化势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中国的崛起根本无须依靠残酷的对外扩张和殖民征服——这也是中国强而不霸的基础和底气。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人类将真正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不断开创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这既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赋予中国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