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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汪涛为参加两岸圆桌派，与台湾著名的资深媒体人陈凤馨，在台湾著名资深媒体人翟翾主持下的对话视频撰写的底稿。很高兴并且特别珍惜两岸媒体人理性对话的机会。请注意本文与后面实际播出的视频有一些不同。因为这个节目也要在YOUTUBE上发出，为避免太过刺激美国而导致播不出来或被删帖（例如可能会让欧美日彻底破防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FTE数据，中国已经碾压美欧日总和等信息），并因时间所限，有些内容在播出时精减了。因为后来增加了海南封关的专题，整个第一节的光刻机专题全精减了。本文给出了全文，以及作的一些修改和增补。在观察者网播出的视频下面，有些网友留言觉得我视频中说的话不够刺激和劲爆。但现在说狠话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一方面是以科学内涵和理性著称，另一方面我希望说的话是尽可能各个方面都听得进去。尤其对于现在的台湾来说，本文的话可以听得进去，并且也值得认真听一下。

美国在二战后，甚至在二战前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很多国家和地区跟着美国混不一定有肉吃，但有可能有汤喝。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时比较弱，认苏联作老大，称其为“老大哥”。改革开放后我们认美国作老师。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壮大，甚至对美国都形成了竞争，在亚洲推行“雁行模式”。看看当年日本推的这个模式里，不仅中国台湾远远排在大陆前面，连马来西亚都排在中国大陆前面，你说气不气人？但当时中国大陆实力的确是这个地位，没办法。大陆当时不仅是极力搞好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是努力向新加坡学习。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新的世界老大。这百年之间可以说是沧桑巨变。当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对外资采取了极为优惠的政策，给予了超国民待遇，对台湾、香港、澳门更是宠爱有加。尤其对台湾，那不止是宠爱，可以说是“溺爱”，给予的是超外资待遇。台商超外商，外商超国民。这种溺爱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只是大多数台湾人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并且深刻理解到这一点。但是，未来五年将是乾坤颠倒、百年大变局迅速兑现的五年。不仅是台湾，而且全世界所有人都面临全新的选择。台湾现在必须要面对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统独的问题，也不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搞清楚原来获得的特别溺爱能否继续？尤其是搞清楚现在尤其未来谁才是世界的老大，必须要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的问题。

台湾需要充分认识到的是：中国并不止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中国就是全人类。现在对全世界很多人来说处在纠结之中，做选择可能比较难，要考虑如何处理与老的老大和新的老大之间的关系问题。五年以后选择可能会非常容易，因为那时美国已经确定无疑是老二，如果那时美国特别幸运地没被印度碾压的话。但就在这五年，作出选择的时间先后，会导致未来百年千年的利益格局有百倍千倍的差异。就像新上市的公司的投资者，你是在天使轮、A轮、B轮……还是在IPO之后再买入，那是天差地别的。如果现在的A轮甚至是天使轮买入，五年后上市你可能赚100倍、500倍、上千倍，但如果都已经成功上市炒作过好几轮了你才买进，很可能不仅赚不着，搞不好还赔得一塌糊涂。台湾是最有机会赚500倍甚至上千倍的，但如果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选错队，最后也可能赔得一塌糊涂。

过去美国是世界老大，台湾紧跟在美国后面，虽然大陆很遗憾，不过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但在今天，到了该重新选择的时候了，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具体怎么做，那都好说。

有些民进党人认为：只要大陆搞民主，两岸马上就可以统一。但你以为大陆真搞民主了对台湾会有任何好处吗？仅仅上海一个市投票人数都比台湾多，更别提还有一群上亿人口的大省。如果要搞投票，大陆第一个投票要求的只会是把台湾得到的太多溺爱都去掉。凭什么你得那么多？

还有人提两岸要对等来解决问题。现实一点说吧，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只有三个选择：

• 自己成为老大；
  
• 抱一个老大的大腿或成为老大的一部分；
  
• 被老大无视成为边缘的存在。太平洋上的汤加，如果不是2022年1月15日爆发了一场特别大的海底火山喷发，这世界上根本就没几个人知道地球上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存在。
  

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从理论和国际政治上说，他们全都是平等的。但其中有五个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可能平等吗？即使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还有上三常、下两常之分，未来很快会变成上一常、中两常、下两常，有可能平等吗？欧盟27个成员国加在一起，有可能与美国平等吗？所以，退一万步说，以为独立成一个国家了就有可能对等吗？

台湾应该清醒地理解到，在过去几十年里真的是特别、特别地幸运，因为是同时被老的老大和新的老大同时地特别关照和溺爱。原因不多解释，大家都明白。但在未来，台湾绝无可能再同时被两个老大都特别关照了，这才是台湾必须面对的真正严峻现实。你要什么对等？要真对等了现在所受到的所有溺爱就全没了。这真是台湾想要的结果吗？

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其他什么问题都很容易想明白了：无论民进党、国民党、极端台独党还是其他什么党，可曾有任何人想过台湾能做世界的老大吗？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理想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什么叫中华文明的复兴，说直白一点就是要做世界的老大。站在百年、千年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经济、科技、军事成为世界第一，真的不是什么难事，一点都不难。只要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很容易想明白了。

有一句话说得太含蓄，台湾极少有人听明白：台湾可以共同享受中华文明复兴的荣耀。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台湾可以选择成为未来新的世界老大的一部分。所以，未来的台湾面临的现实选择只有两个：

1. 必须二选一，不仅不可能再继续同时被两个老大特别关照，甚至连选择抱大腿的机会也不可能存在了。
   
2. 是选择成为未来世界新老大的一部分，并且是最受溺爱的一部分，还是选择最后成为不太受重视的一部分。虽然结局肯定都必然是一部分，但受重视程度、得到的待遇当然会是天差地别的。
   
   

也就是说，台湾能够作出选择的，只有成为最受重视、甚至继续得到溺爱的新世界老大的一部分，还是最不受重视的新世界老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别提什么我们不要做世界老大，也不去抱任何人的大腿，只要做自由幸福的平民 —— 丢掉一切幻想，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存在。

《三国演义》中出现特别多的话就是：良禽择茂林而栖，贤臣择明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再强调一下，台湾现在是正处在得到溺爱的状态之中，理解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或许很多中国人渴盼早日统一。其实，直到目前阶段，台湾的状态应该说对各方都算是最好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二十年前台湾就采取与大陆统一的行动，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这无疑打破美国第一岛链的封锁，惊恐之下他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台湾是大陆押在美国手里的一个“质子”，有了这个“质子”，美国就会以为他有最终制衡大陆的筹码，有大陆的软肋在自己手上掌握着。这是台湾能得到大陆特别溺爱的合理性之一。另一个合理性之处是，台湾遭受的曲折更多一些。过去我们家境落败，儿女被人抢走无力守护。台湾还算比较争气，自己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得还算不错，母亲也有心疼儿女之情，其他兄弟姐妹也无话可说。

但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未来台湾是否能得到良好环境，必须作出新的选择。一是“质子”的价值已经失去，美国眼看以台湾制衡中国的作用完全丧失，显然杀心已起并有完全夺其财产之意。强令台积电转移到美国、百亿美元级军售等，就是夺质子财产的措施。极力挑动台湾一战并且极力推动成巷战的毁城模式就是杀质子的方式。二是大陆溺爱了台湾这么多年，其他兄弟姐妹也得要平衡，当娘的也不能老偏心啊。但如果台湾关键时刻立下奇功呢，那继续得到溺爱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选择早了不行，选择晚了也是不行的。绝不是大陆等不起，而是台湾等不起了，再拖肯定要被“杀质子”的。

原来很多国家和地区是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们是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既靠美国也靠中国。但现在是经济上不一定靠得了美国，安全上肯定是靠不了美国而必须靠中国的，经济上是继续得靠中国。大陆军机和战舰现在已经常态化绕台巡航，台独势力可能将其看作是威胁。但只要转念想一下，这又何尝不是对台湾保护能力的展示呢？

以上这些话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不是站在大陆立场，而是完全站在台湾立场上说的。

中美科技战拉锯多年，如今随着中国科技的稳步发展、不断突破，已进入倒计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恰逢海南封关，是继续跟随美国，还是拥抱新机遇？留给岛内做决定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以下是视频节目脚本部分。分三个不同专题部分：

专题一、光刻机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国产EUV光刻机初现曙光，消息人士透露，原型机在2025年初就已经完成制造，目前正在测试中，外媒将其描述为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今年4月，阿斯麦尔的首席执行官傅恪礼（克里斯托夫・富凯，Christophe Fouquet）还曾放言，中国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开发出这种技术，但路透社的报道表明，中国可能比分析人士预期的取得实质突破的速度要快得多。

1. 网上有种论调，说光刻机是工业制造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制造光刻机非常困难，这个困难具体难在哪里？从这次路透社的报道来看，中国取得了哪些技术上的突破？

汪涛：光刻机的简单发展历史是这样的。美国工程师杰伊・拉特罗普（Jay Wallace Lathrop）与詹姆斯・纳尔（James Nall）。1957 年，二人在德州仪器（TI）通过倒置显微镜与柯达光刻胶，实现掩模图案缩小投射到锗片/ 硅片，奠定现代光刻核心原理，获美国陆军技术奖励，被公认为光刻技术之父。

商用光刻机起源于1961年康涅狄格州威尔顿GCA公司两年前收购的业务部门David W. Mann 部门推出971型接触式光刻机。GCA 公司1988 年被General Signal 收购，后因经营不善被关闭。

后来在纽约曼哈顿创业的起家的Perkin-Elmer（P-E），中文叫珀金埃尔默公司以投影式光刻系统（如早期投影光刻机、MicraScan 系列）立足。P-E公司的光刻业务部门于 1990 年被硅谷集团（SVG）收购（作价约2000万美元获2/3 股权，IBM 参股约15%）。2001年，SVG又将光刻机业务卖给了ASML。所以，美国的光刻机技术一直存在，地点也在光刻机的出现地康涅狄格州威尔顿。

ASML Building 20, Westport Road, 威尔顿康涅狄格州美国

ASML, Danbury Road, 威尔顿康涅狄格州美国

ASML 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威尔顿市丹伯里路 77 号（77 Danbury Road, Wilton, CT）的建筑，是其美国最大的研发与制造基地，核心定位为光刻关键技术能力中心与唯一内部光学制造工厂，2001 年被 ASML 收购，现有超 3000 名员工

ASML 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埃德蒙路（Edmond Road, Newtown, Connecticut）的建筑，是其用于制造极紫外（EUV）光刻机关键组件的工厂。

ASML 在威尔顿的设施内设有洁净室，其团队在此建造用于EUV光刻机的玻璃金属模块，这些模块用于携带制造微芯片所需的图案。这些组件对于EUV光刻机的运作至关重要，最终会被运往ASML位于荷兰的总部进行整机组装。

光刻机的技术本身其实并不难。最初在1961年由GCA公司发明的光刻机叫接触式光刻机，这种光刻机说得通俗一点，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想象用一个纸板剪出一个字贴在墙上，然后用油漆在上面喷出一个字。这个剪出字的纸板就叫“掩膜”，贴在墙上就叫“接触式”，不要把这种技术看得有多么神秘。

还有很多光刻机技术的变种，但基本的原理一直是差不多的。

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是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技术方案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条路。

现在之所以难，一是因为尺寸越来越小，要求的精度越来越高。二是因为涉及到的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现在ASML的EUV光刻机涉及到的产业链有28个国家的5千多个厂家。所以有些人就是说：EUV光刻机这个技术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搞出来的东西，需要配套的产业链太广了，中国一个国家不可能搞出来的。

但对中国来说，这些为什么不成为问题？外界甚至包括中国自己很多人都还是用二十几年前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我就是IT这个行业的，亲身经历了中国IT产业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历程。2000年左右我在中兴通讯深圳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那个时候无论中兴还是华为，都是刚刚开始自己研发芯片。最初研发的是叫2M支路芯片。突破这个之后，在芯片领域的进展就非常快了，很快扩展到了几乎所有通信芯片领域。我后来在另一家数字电视公司数码视讯担任国际市场总经理和全球投资总裁的工作。因为合作关系亲眼见证了华为海思芯片如何从机顶盒芯片迅速成长，最后介入手机芯片领域。

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解决任何芯片产业链的问题？

研发投入多少，尤其是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国民人均研发人员数量等等数据来进行比较都可能不完全准确。最准确的数据在国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是叫研发人员全时当量FTE（Full-Time Equivalent），它的定义是指通常以一个全时工作人员的年/月/周工时为1个FTE基准值，国际上通常用年工时约1760 小时（按每周40小时、每年44周计算，扣除节假日与休假）计算。这是真正能投入到研发工作中的实际资源量。我给大家一个各国及地区FTE数据。2024年，美国：280-300万，欧盟27国合计345-355万，日本112-116万。美欧日全按最大估计值加起来的总和是771万。中国是多少？774.5万，正好超过美欧日29个国家的总和。2000年时情况是什么？美国128万，欧盟27国118万，日本95万，加起来是341万。中国当时是多少？92.21万，是美欧日的3.7分之1。中国从2013年起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24年是2000年的8.4倍，年圴增长9.3%。欧美日总和是2.26倍，与中国是4倍的差距。所以，中国这些年科技大爆发，首先是科技人才和FTE的大爆发。

台湾是多少？2024年30.0-30.8万。大陆2024年一年新增的是多少？50万。就是说，大陆一年新增的FTE，是台湾过去几十年累积总和的1.6倍。最晚到2030年，中国大陆FTE将会超过除中国大陆以外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加起来的总和。

所以，在其他地方，是需要28个国家、5000家厂商协作才能做成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一家就可以全搞定了。中国的FTE，比他们29个国家都多。中国的经济科技规律是不一样的。只要中国有想法的项目，没有干不成的，因为资源量实在是太多了。

2.阿斯麦尔的EUV光刻机目前可供美国盟友使用，包括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那中国造出自己的EUV光刻机，实现芯片全产业链的独立自主，对全球相关芯片行业的发展会造成什么影响？

坦率地说，中国本来是没太大兴趣吃光刻机，尤其是EUV光刻机这碗饭的，原因是市场容量实在是太小了。ASML把所有EUV的市场全占了，100%的市占率，每年卖出去多少台呢？2020年到2024年的数据是这样：35台，42台，50多，53，44。也就是一年最多卖出去不到60台。这么小的市场如果中国可以获得ASML的EUV光刻机的话，根本没必要自己去开发。但美国不让买，让中国有想法了，那就麻烦大了，中国肯定就要自己做，这个不完全是市场行为。中国一旦做出来，很快就可做到把这个产业全干光的程度。因为如果不买中国光刻机的芯片厂家，最后全都会被采用中国光刻机厂家生产的芯片全干光的。这样的案例在太多领域重复了。

我提出过一个“清场式领先”的概念，就是中国一旦全面进入某个领域，如果完全按市场原则运行的话，很快就会从零开始起步，在不长的时间内全被中国企业清场。坦率地说，我们事实上并不希望最后变成这样，不是其他地区骨头都吃不上，而是连汤渣都不会剩下一滴的。在历史上，中国制造业就是全球垄断地位，叫作十船九空。就是从中国运出去十船制造业的货物，有九艘船只能空着回来，只有一艘船上能装上东西，是什么呢？装的只是黄金和白银。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产品能卖到中国。

现在工业化时代情况不一样了，不会十船九空，但有可能未来是十船五空，甚至十船七空。剩下三艘船运回来的只是矿石、粮食水果，中国可以不需要进口其他地区生产的任何产品。但中国不希望变成这样。所以能够在真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自己主动放弃或者不愿意去做一些领域，为其他地区的人类也留下一些饭吃，这个是可以协商的。

但如果美国和其他地区不尽快地彻底放弃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封锁，我说的是彻底地放弃、并且承诺永远不会再对中国进行任何限制，让中国失去想法，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在芯片领域的全产业上彻底地清场，把这个领域全部干光。我个人并不希望最终走向这样的结果。我相信中国政府也没想这样。但如果美国硬逼着中国这么做，中国最迟五年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未来一旦中国突破了EUV光刻机，不是说只做ASML方案的EUV光刻机，但凡技术上有可能实现的EUV光刻机，全都会被做出来的。例如有可能用加速器的方案来直接做光刻机工厂。未来肯定会有人做的，否则新增那么多研发人员如何安排呢？不仅每种技术方案都有人在做，而且做每一个技术方案的团队很可能还不止一个。这就可以最充分地尝试所有可能的技术方案。

专题二、中美科技战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近期发布了《2025年关键技术跟踪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和制造技术、能源和环境、生物技术等领域，都保持了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

1. 回顾这一年，从年初Deepseek震撼到年底的芯片之战，两位老师如何给今年的中美科技战做个总结？现在中国在电动汽车、新能源领域，可以说是“断崖式领先”，并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生物制造等高层次和全方位领域进军，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会是什么？

汪涛：中国刚刚进入十五五时期。对十五五的科技规划，可以用6643来概括：

6个重点攻关：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

6个新经济增长点”：量子科技、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4个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

3个数字中国建设：数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行动、网络安全保障。

我个人看法，不要去太过关注中国未来重点方向，因为中国真正的特点是“没有方向”，但凡存在的技术全都会有人去做。

5年内，中国将新增300多万FTE，这个数字超过今天的美国，也就是未来5年内中国会新增一整个今天美国科技的人力资源量。远远不止是某些重点方向问题。希望人们能充分理解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过程。

因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在科技发展上的策略与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采用无选择选择法。其他地区需要进行科技发展方向的判断，而中国根本不需要。例如在新能源车领域，日本选择了氢能源车和混动，而美国的马斯克只选择纯电动，电池只选择三元锂电，三元只选择镍钴铝和圆柱型电池结构。但中国不一样，是所有技术方案，但凡是存在的技术方案，全部有人在做。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有6个技术方案，其他国家只能选择其中1到3个来做，但中国是全部6种方案都有人在做。

全方位这个词的确非常适合用来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未来会出现爆发出很多原创性的科技。例如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客机，跨洲际飞行原来可能要10多个小时，未来可能1个多小时就能从北京飞到纽约，真正进入地球村时代。整个地球进入3小时生活圈。另外还有真正管道磁悬浮高铁，速度可以超音速，乘高铁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与现在乘飞机差不多时间。

2. 从技术封锁、供应链重组到标准体系竞争，中美科技战已经进入到哪个层次？以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和战略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使用技术封锁手段限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已经失效了？以英伟达H200芯片的命运为例，接下来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是否会进行调整？

汪涛：目前美国对中国有优势的只剩下芯片了。只剩最后一公里，甚至只剩100米。

最多再有5年，中国将在一切科技领域全面领先。十五五将是实现中国科技大转折的一个五年计划。

美国是否调整对中国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却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与中国尽快合作，可能在未来还能有生存的机会。如果现在不马上与中国全面合作，最多再有五年，就不会再有生存的任何机会了。

3.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在这场攻守之势发生逆转的中美科技战中，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还能不能依靠台积电等企业的优势，在其中扮演一个能上桌的角色？

汪涛：如果台港澳与大陆加在一起呢？至少在科技上，基本就没其他地方什么事儿了。台湾如果不和大陆一伙呢，那就没台湾什么事儿了。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中国科技发展定律”，或者你也可以说叫中国科技发展的汪涛定律：只要中国想做的话，会在5年内从零开始起步，突破世界上任何已有的科技封锁。换句话说，要想在科技上封锁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千万不要让中国产生任何相应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唯一结果，就是让中国突破所有他要封锁的科技领域。因为他一封锁，中国就有想法了，而且想法很强烈。有这么强烈的想法，把中国惹毛了，那结果就是中国彻底清场。

中国是什么，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在科技上，中国就是全人类。

专题三、海南封关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封关后，86国人员可免签入境，“零关税”商品扩大至约6600个税目，海南也将成为海南是外资企业链接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的“前店”，未来外资企业将依托海南政策与区位优势，实现生产、贸易与内地市场的高效对接。

1.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对区域经济格局，特别是对新加坡这样的传统枢纽，会带来结构性影响。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依托马六甲海峡的“地理天命””通过整合零散货物形成规模效应，赚取高额中转费。但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企业加工增值达到30%后，进入内地可以享受免关税的政策，将“物流中转”升级为“产业链嵌入”，这会对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模式和区域战略地位带来哪些根本性挑战？

汪涛：洋浦港年设计通过能力尚不足500万标箱，而新加坡港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已超过4000万标箱，位居全球第二。2024年新加坡集装箱吞吐量4112万TEU，同比增长5.4%，创下历史新高。

新加坡港口设计年吞吐量核心聚焦集装箱（TEU），按 “现有运营 + 未来规划” 分阶段明确，以下为新加坡MPA 官方口径的权威数据。

• 巴西班让码头（Pasir Panjang）3400万TEU，37个泊位，是新加坡当前主力集装箱码头。

• 大士港一期（Tuas Phase 1）2000万TEU（2027年全面投用），21个深水泊位，2021年起分批运营，2027年达满产。

• 其他传统码头（丹戎巴葛等）随迁移逐步退出2027年前完成向大士港迁移。

现有总设计能力约5400万TEU（理论峰值），2024年实际吞吐量4112万TEU，仍有冗余。未来终极设计能力（2040年代大士港全建成）

集装箱：6500万TEU/年（MPA官方），66个泊位、岸线26公里，占地1337公顷，全自动化整合所有码头。

新加坡毕竟地域狭小，港口能力是有极限的，吃不完。现在全球经济东升西降，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就像开饭店，集中在一起开，相互之间有竞争，但也会提升人气，大家的生意都好做。海南当然也并不排斥新加坡来投资做生意，一起把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的生意做大。

排名	港口名称	国家	吞吐量（万TEU）
1	上海港	中国	5150.6
2	新加坡港	新加坡	4112.4
3	宁波舟山港	中国	3930.0
4	深圳港	中国	3338.0
5	青岛港	中国	3087.0
6	广州港	中国	2607.0
7	釜山港	韩国	2200.0
8	天津港	中国	2329.0
9	杰贝阿里港	阿联酋	1800.0
10	巴生港	马来西亚	1464.0
11	鹿特丹港	荷兰	1360.0
12	香港港	中国	1369.1
13	安特卫普布鲁日港	比利时	1280.0
14	厦门港	中国	1225.6
15	丹戎帕拉帕斯港	马来西亚	1225.3
16	洛杉矶港	美国	1080.0
17	丹吉尔地中海港	摩洛哥	1050.0
18	苏州港	中国	967.0
19	长滩港	美国	950.0
20	林查班港	泰国	850.0

第一大港是上海港，可是就在上海港旁边的宁波港是排第三。厦门港排第十四，还有苏州港排第十八。世界前20大港口里，长三角区域就集中了3个，还有距离上海1100公里的厦门港。而海南洋浦港到新加坡港口的距离是海运标准里程（主港区间）约 3387 公里，是上海港到厦门港的3倍。宁波港与上海港的距离只有76公里，竞争是难免的，其发展历史上一直将两港业务竞争问题纳入考虑。避免了无序竞争，两个港口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前20里还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港口群，排名第4的深圳港、广州港第6、香港港第12，大家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前20大里9个在中国，是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在过去壮大了。

海南的优势是拥有比较大的地域。本岛面积约3.39万平方公里，新加坡2024年公布面积为751.5平方公里，其中170平方公里是建国60年来通过填海造出来的陆地。海南面积是新加坡的45倍。

2.对比台湾和海南这两个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岛，海南岛享有完全不同的政策红利，台湾则受限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约束，难以充分释放其发展潜力。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两个岛屿经济体在未来全球经济版图中的角色变化？海南的开放模式是否会对台湾的经济战略提供某种借鉴？

汪涛：我想先谈下澳门。

1999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为519亿澳门元，2023年已达3794.8亿澳门元，7.3倍。

人均GDP从1999年的1.5万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6.9万美元，2024年预计将达7.5万美元。5倍。

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财政储备从1999年的130亿澳门元增长至2023年的6000多亿澳门元，增长约45倍。经常全员发钱。

回归前失业率达6%以上，回归后长期保持在2%左右，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远远不止是海南，西部大开发，新疆、内蒙发展红利。

海南不是关键，关键是背后有一个14亿人的超级经济体，超级科技体。

中国大陆发展红利，是未来全人类最大的红利。顺中国发展者昌，逆中国发展者衰败。

台湾能有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大陆发展红利同样是特别重要的原因。

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计划12月月底访问华盛顿，届时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计划。

这篇报道把沉寂许久的伊朗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自6月份“午夜之锤”行动之后，伊朗除了紧接着的那一次象征性报复外，基本陷入了沉默状态。

任凭外面空袭卡塔尔、加沙和谈、重启制裁等事件纷纷扰扰，德黑兰始终“稳坐钓鱼台”，几乎没有任何回应。

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的第二天，普京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

乌克兰危机期间，伊朗向俄罗斯输送了大量武器装备，在2022至2023年俄军最困难的时候曾鼎力相助，使得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2025年4月份，俄伊两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正式生效，只不过这份条约不涉及共同防御——关于安全的条款相对单薄，仅提及“情报共享”和“不会向敌对方提供帮助”等。

除缺乏条约义务外，俄罗斯之所以没有援助伊朗，背后可能还有这样几点考量。

1、俄国自己正处于战争状态，首要任务显然是乌克兰。

2、俄国希望用伊朗问题作为筹码换取美国减少对乌克兰援助，普京不愿意冒着得罪特朗普的巨大风险去支持伊朗。

3、俄罗斯对伊朗的宗教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警惕，担心蔓延至其境内高加索地区，双方合作存在“上限”。

4、不看好伊朗胜利的前景——国际政治跟人际关系一样，救急不救穷，由于以色列先声夺人的打击和伊朗相对拉胯的应对，使得俄方不愿意押注德黑兰获胜。

与俄罗斯可以通过里海直接跟伊朗进行大规模物资转运不同，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交通十分受限，铁路运输需经过第三国转运，流程复杂且旷日持久。

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的真正优势在于经济关系和外交桥梁，然而在这场冲突中，伊朗和以色列其实并不缺乏沟通渠道——他们只是拒绝谈判而已。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将经济关系“武器化”（除被迫还击美国外），比如对某一方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愿去做，将限制彼此的经贸合作”。

实际上，卷入伊朗-以色列冲突的行为成本非常高昂，且潜在收益极低，不仅俄罗斯、中国没有动机去扮演这样的角色，连美国都“打完收手”“宣布胜利”，竭力避免冲突升级。

对于中东，尤其是波斯湾周边地区，中国的核心诉求是稳定，很希望看到国际社会与伊朗关系正常化，也一直往这个方向努力。

德黑兰城市面貌。

以伊停火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大肆吹嘘了一番，期间不忘捎带上中国：

“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了，希望他们也能从美国购买大量产品，我很荣幸能做到这一点！”

这句话写得让外界浮想联翩，被认为可能会解除对伊朗制裁，但白宫随后向媒体澄清说：

“总统只是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他采取果断行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并促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受到干扰——对中国来说影响巨大。”

从特朗普的话中，能够体会出他有一点心理不平衡的感觉，即认为中国在中东安全领域搭了美国的便车，是美军保障了地区稳定。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在中东花了太多钱，华盛顿的影响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抛开伊拉克战争等大笔花销不谈，美国每年固定给以色列38亿美元援助、给埃及13亿美元、给约旦17亿美元；2023年加沙危机爆发至今，又额外批复了以色列2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伊朗全年的军费也就折合约100亿美元。

一位美方学者点评道：

“当华盛顿施加真正的压力时，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持续供应，他们根本无法应对在伊朗或加沙的任何冲突，当签署支票的人说话时，你要认真听。”

开战初期，美以阵营有一种乐观估计是“演变伊朗”，可事实上伊斯兰共和国并没有在冲击下崩溃，反而获得了凝聚。

《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Tabaar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系中东问题助理教授，本科、硕士毕业于德黑兰大学。

Tabaar认为，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在伊朗国内引起了团结效应，大部分伊朗人谴责这些空袭，选择支持政府的反应。

那些被以军斩首的官员很快就有了继任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并未得到明显削弱，其在国内的地位反而上升。

外部压力放大了安全因素在伊朗社会的影响，导致伊朗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使得普通人更愿意接受国家的现状。

战争过后，伊朗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把国家安全置于一切之上。

大多数伊朗人不相信美国和以色列的说辞，比如“袭击仅仅针对哈梅内伊政权”，他们认为这就是一场针对国家的战争。

在特朗普和以色列官员敦促德黑兰市民紧急撤离时，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曾采访了一位德黑兰市民，她这样讲道：

“我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粉丝，但现在是表达对伊朗声援的时候了。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说‘撤离’，就好像他们关心我们一样，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如何撤离？干脆杀了我们吧。”

战争期间试图离开德黑兰的车辆。

Tabaar认为，以色列的打击行动事实上减轻了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些内部压力，伊朗社会的裂缝被暂时填平，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敌人的普遍警惕。

从德黑兰权力架构考虑，这场“十二日战争”其实增强了伊朗内部保守派的力量——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的情况下，权力真空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强力安全部门填补，宗教长老与军政高层组成的“集体看守体制”基本成型。

换言之，伊朗目前正处于一种“待变”的状态，以保守、稳健、略带紧张的心情等待“后哈梅内伊时代”的到来，外部事务对于德黑兰高层来说已没有那样重要。

德黑兰大学校门。

作为一个富有巨大潜力的国家，伊朗拥有9000万人口，其中近60%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识字率91%，大学入学率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

其城市化水平高达78%，八个城市的人口超过400万，96%的人拥有手机，超过一半的家庭拥有电脑。

资源方面就不用多说了，除了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外，伊朗还有全球第六大锌储量、第七大铜储量、第九高铁矿石储量以及一个超大型锂矿。

地理位置上，伊朗位于中东、中亚和南亚的十字路口，与七个国家陆地接壤，同时控制着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港口……

毫不夸张的讲，伊朗其实具备了一个中等强国所需的全套“硬实力”要素，但因长期游离于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伊朗只能被迫发展出一种“区域化+灰色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

展望未来，伊朗的开放之路或有两种。

其一是待新一代领导层上台后，采取越南或缅甸式的“有限开放”策略，尝试与欧亚国家重新建立金融联系，吸引中国、阿拉伯国家投资，推动经济复苏——这是一种短期策略，跟伊核协议一样充满不确定性。

至于第二种路径，则是全力支持下个时代的全球秩序重组，将彻底打破枷锁的希望押到中国身上。

教员晚年写过两封信，一封谈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过程的主旨是“破”，一封谈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结果的主旨是“立”，堪称教员晚年思想的凝练总结。

趁着教员诞辰，我们来尝试着解读一下这两封信。

1

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教员回到湖南韶山，在滴水洞住了12天。这段时间，教员独自一人想了很多事情，涉及到理论、历史、哲学、人民、官僚以及革命事业的前途。

随后，教员来到武汉东湖宾馆。

尽管他的思考已经有了眉目，但他在心里憋的难受，有些不吐不快，便在7月8日那天，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1700余字的长信，零零散散的谈了自己最近的思考结果。

接下来，我们挑选信的重点内容，看看教员对一些重要问题，都是怎么想的，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

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这句话，应该是教员熟读中国历史以后，有感而发。

中国历史上，每次发生大规模战乱以后，只要新王朝能稍微整顿秩序，就必然迎来数十年的太平盛世。

楚汉战争到文景盛世、隋末战争到贞观盛世、五代十国到宋朝盛世、元末起义到洪武盛世、明末农民战争到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是清末民国的战乱到新中国的建设，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战争消灭了大量人口，缓解了“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几乎都被大乱给清理掉了，剩下的人们能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可以说，释放财富、重建生产关系，就是大乱达到大治的根本原因。

教员说七八年来一次，本意就是不断重复这一过程，让整个国家和社会保持高频率的新陈代谢，不断的推陈出新。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的朋友，即101。

101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通篇都在讲世界政变事例和历史政变典故，并抛出“天才论”，说教员比马克思和列宁的地位都高，他的思想是当前最高明的马列主义。

对于101的说法，教员感到非常不满。

但，要控制“大乱”的节奏并顺利过渡到“大治”，需要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即便这些支持者有其他的个人目的，教员也得容忍他们，否则就有可能失去他们的支持。

101，就是教员选定的大乱到大治的支持者。

于是，教员被迫同意了101的说法，并准备做打鬼的钟馗，一方面是帮助他们打个人利益需要的私鬼，另一方面，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打革命事业需要的公鬼。

这种事情是走钢丝，一招不慎便可能万劫不复，但教员已经74岁了，时日无多，他还是想试一试，也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

所以他说：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那为什么要打鬼呢？

原因就是接下来的这句话：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不信马列，意味着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受数百年新文化熏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善的西方国家，这种方案或许是可行的，但在封建主义浓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薄弱的中国，不信马列、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只会重新回到封建社会，绝不可能保护工农的利益。

正因如此，便要保护社会主义道路，要打倒那些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的鬼。

而在教员看来，这些破坏社会主义的鬼，除了旧社会延续下来的遗老以外，也包含某些社会主义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打鬼既是保护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清理既得利益集团。

打鬼的过程，即大乱的过程。

等鬼打完了，大治，也就来了。

出于这样的考虑，教员便在信件的中后篇，又重申了一遍开篇就说过的观点：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当然，这么声势浩大的行动，教员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他给自己定义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他为了心目中的美好未来，仍然要试一试、冲一冲，成功了固然可喜，失败了也能做为一次演习，让所有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两段话，其实就是教员对现阶段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预判。

2

教员的第一封信谈了大乱的问题，讲清楚大乱的原因、目的、方式和危险，教员的第二封信便是谈大治，要讲清楚大治的目标、模式和结果。

其实要论写信时间的话，教员写第二封信要比第一封信早两个月，但考虑到信件内容的逻辑顺序，我还是把这封谈大治的信，放到谈大乱的信后面。

教员的第二封信是1966年5月7日写的。

那天，教员审阅完总后勤部送来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颇受触动，再联想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不同时期创建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便提笔给101写了一封信。

开篇第一句，教员就提纲挈领的提出要求：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教员认为，军队不仅是训练和打仗的武装，同时也要肩负起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工作——

学政治。

学军事。

学文化。

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从事群众工作。

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

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就是通过这些工作，由弱变强、从小到大，并建设起一个又一个根据地，最终打败一切敌人，缔造了红色江山。但是革命成功以后，人民军队逐渐转变成单一的作战军队，不再负责这些工作了。

现在，教员要求军队回顾历史，吸取成功经验，把这些放弃的工作重新拾起来。

一旦转型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再次完成脱胎换骨般的蜕变，和古往今来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真正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而这个政治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道路，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革命事业最坚实的后盾。

不仅军队要转型，其他各行各业都要转型——

工人以工为主，同时要学军事、政治、文化，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有条件的时候可以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并随时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文、工、农、军，随时批判资产阶级。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做同样的事。

按照教员的设想，大乱之后的大治，根本要求是工农商学兵组成五位一体的社会模式，共同拼凑起完整的中国社会，并严丝合缝的管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在这个全新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全面发展，每个角落都是政社一体。

政治影响社会，社会反馈政治，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得到巩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没有颠覆的机会。

这就是教员对大治的宏大设计。

虽然这个设计会造成社会效率不高，但好处是能保证一定的公平，低水平的贫富差距，以及相当长期的举国一体。

3

教员在《矛盾论》里说过：“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教员晚年写的两封信，同样遵循着矛盾的法则。

大乱和大治是矛盾。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是矛盾。

上层的权力和下层的反抗是矛盾。

总体的公平和相对的效率是矛盾。

社会各个方面都是矛盾，中国的上上下下都是矛盾，矛盾和矛盾互相对抗，矛盾和矛盾互相消解，由此便构成了一整套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

这，恐怕就是教员晚年构思的理想国。

虽然后来的事情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大乱确实清理了既得利益集团，此后崇尚效率的经济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画出的美丽图案。

大乱，实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大治。

美国“斩杀线”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普遍做法。

它是西方500年来宗教、政治、经济、思想共同演进的产物，是一套以排他、筛选、淘汰、清除为核心手段的操作系统，对内制造“可清除”人口，对外斩杀“可牺牲民族”。

西方从宗教的排他性、国家定义的民族化、《契约论》的精英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冷血化、“优生学”对“劣等人”的筛选标准化，再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赋予暴力合法性，最终强化种族主义，给“白人优越论”建构了身份闭环，并在全球范围内划定“可牺牲民族”。

美国最想“斩杀”的，是中国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可能性：一条不靠掠夺、不靠排斥、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为中国的成功会推翻他们所鼓吹的“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

第一章  奴隶贸易：“斩杀”初体验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西方“斩杀线”在全球尺度上的首次系统性实践。它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思想、神学与法律的合谋，为后续所有排他机制提供了原型。

宗教合法性：“异教徒”即“可奴役者”

15世纪，葡萄牙在西非扩张时，教皇尼古拉五世于1452-1455年间发布多份诏书，授权基督徒君主“征服、镇压并永久奴役所有撒拉森人、异教徒及其他基督之敌”。

这一神学逻辑将非基督徒定义为“自然敌人”，其人身与财产可以被合法剥夺。此后，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虽批评无端奴役，但仍承认若“野蛮人”拒绝福音或侵犯自然法，即可被正义战争征服为奴。这种“有条件奴役论”，为殖民者提供了灵活的道德借口。

法律建构：种族与奴役的身份绑定

为确保奴隶制永续，美洲殖民地从17世纪起立法将非洲血统与奴隶身份直接绑定。

1662年弗吉尼亚法案确立“母亲为奴，子女即为奴”；

1705年《奴隶法典》将黑人定义为“动产”，剥夺其基本权利，并授权白人可以随意惩罚甚至杀害奴隶而不受法律追究。

至此，奴役从临时状态变为种族世袭制度。

哲学与“科学”背书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为种族奴役提供“理性”支持。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被复活；

休谟、康德等虽倡导自由，却宣称黑人“缺乏反思能力”；

18世纪，林奈、布卢门巴赫将人类划分为等级化“种族”；

19世纪颅骨测量学“证明”黑人脑容量小、智力低。

这些“知识”生产，使种族差异本质化、生物学化、不可改变化。

资本与契约论的共谋

讽刺的是，奴隶贸易的鼎盛恰与资本主义兴起和社会契约论传播同步。

洛克本人投资主要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却在其《政府论》中高呼“财产权神圣”，他的“个体”默认排除黑人。

美洲种植园经济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原始积累：蔗糖、棉花成为原料与市场，奴隶劳动创造的利润转化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奴隶贸易在西方思想谱系中具有奠基性地位：它首次在全球实践了基于种族的排他性逻辑，为种族主义、优生学、国际“斩杀线”提供了制度模板与思想原型。

第二章  西方国家观：排他性的俱乐部

现代西方对“国家”的理解，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国家模型。

该模型的核心在于三个要素：固定的领土边界、对内至高无上的主权，以及对外的独立自主。

这一模型的诞生，是对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血腥混乱的回应。战争的惨烈使欧洲君主们认识到，若要维持秩序，就必须终结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各国事务的干涉，承认每个统治者在其领地内拥有最高权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事实上采纳了“谁的领地，谁的宗教”的原则。这一原则虽旨在保障和平，却无形中将国家与单一信仰、单一文化乃至单一民族绑定在一起。

国家不再是一个开放的、包容多元的文明容器，而变成了一个需要内部同质化的政治堡垒。

民族国家模型的排他性基因

18世纪末至19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推进，“民族”的概念逐渐取代了“君主”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新来源。卢梭的“公意”、赫尔德的“民族精神”等思想，共同催生了“一族一国”的理想。

这一理想看似民主，实则极具排他性。它预设了一个清晰、同质、排他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的基础，任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群体——无论是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境外的“异族”，都天然被视为威胁。

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型在面对多民族共存时，往往陷入两难：要么强制同化，如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要么走向分裂，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其根源在于，它们的国家观是契约式和排他式的，而非文明式和包容式的。

国家是“有产阶级的俱乐部”

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排他性。他们将国家定义为个体为保护自身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而自愿让渡部分权力所形成的共同体。

这里的“个体”指的是拥有土地、受过教育、信奉基督教的白人男性，妇女、无产者、黑奴、殖民地人民，统统被排除在这个“契约”之外。

因此，现代西方国家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家园，而是一个有产阶级的俱乐部。

国家的功能，首要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其次才是提供公共安全与秩序。这种定位决定了其政策的天然倾向：当资本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的福祉发生冲突时，国家机器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前者一边。

这种结构性偏袒，为日后“斩杀线”的出现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等级论”

西方国家观的排他性不仅体现在内部，更投射到外部世界。

为了给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18-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构建了一套“文明等级论”。

在这套话语体系中，世界被划分为“文明国家”即欧洲列强、“半开化国家”如奥斯曼帝国和中国、“野蛮部落”（非洲、美洲原住民）。

只有“文明国家”才配享有完整的主权，其余地区则被视为“无主之地”或“有待开化的对象”，可以被任意瓜分、占领和统治。

这套理论的影响深远至今。即便在后殖民时代，西方主流叙事依然习惯于用“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等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评判世界。

这种评判标准，本质上仍是“文明等级论”的变体——它预设了西方模式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将任何偏离此路径的发展都视为“异常”或“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却又拒绝全盘西化的文明大国，自然成为西方“斩杀”逻辑的首要目标。

第三章  社会契约论：从克服恐惧到精英垄断

社会契约论是现代西方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

霍布斯、洛克、卢梭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国家权力的来源与边界。然而，仔细审视他们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盲区：他们都未能解决“谁有资格成为契约的缔约方”这一根本问题。

这一盲区，使得契约论从一种解放性的理论，逐渐蜕变为一种服务于精英统治的合法性修辞。

霍布斯的恐惧政治学

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描绘了一幅“自然状态”的恐怖图景：在那里，没有法律、没有权威，人与人之间处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命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

为了避免这种悲惨命运，理性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将全部权利让渡给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利维坦”，以换取和平与安全。

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将国家权力的来源从上帝转移到了人民的理性选择上。

然而，其致命缺陷在于，他将政治建立在纯粹的恐惧之上。在这种逻辑下，任何对主权者的反抗都是非理性的自杀行为。这为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提供了便利的借口。

更重要的是，霍布斯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他完全忽视了社会内部的权力分化与利益冲突。在他的模型里，不存在“多数人暴政”或“精英俘获”的可能性，因为主权者本身就是全体意志的化身。

洛克的财产权至上主义

洛克在《政府论》（1689）中对霍布斯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自然状态并非战争状态，而是一种相对和平、自由的状态，人们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护这些自然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推翻它。

洛克的理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其核心思想：财产权至上，也暴露了其阶级局限性。

在洛克看来，财产权是劳动的产物，而“劳动”主要指对土地的开垦和改良。

这实际上将广大的无地农民、城市贫民排除在“有产者”行列之外。他们虽然拥有生命和自由，但由于缺乏财产，其政治话语权微乎其微。

洛克的契约论，本质上是有产者之间的契约，其目的是保护他们免受君主和无产者的双重威胁。

在美国建国文献《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就是洛克式财产权的委婉表达。

美国宪法的设计，从参议院的设置到选举人团制度，处处体现了对“多数暴政”的防范，其真实意图是保护东部沿海的商业和种植园精英的利益。

卢梭的“公意”幻想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提出了一个更激进但也更模糊的概念——“公意”。

他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超越个人私利的、代表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公意”。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因此是自由的。

卢梭的理想崇高，但其操作性极差。

“公意”如何形成？由谁来界定？一旦有人声称自己掌握了“公意”，反对者便很容易被贴上“自私自利”“背叛共同体”的标签。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正是以“公意”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典型案例。

更重要的是，卢梭同样未能解决“谁属于共同体”的问题。他的“公民”概念，依然是一个排他性的身份。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甚至暗示，某些民族因其地理和文化环境，天生不适合共和政体。

这种思想，为后来的种族主义和文化优越论埋下了伏笔。

契约论的异化：形式民主与实质排斥

进入20世纪，普选权的普及似乎实现了契约论的普遍化承诺。然而，资本的力量早已渗透到政治的每一个毛孔。

在美国，竞选资金、游说集团、媒体垄断共同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确保真正的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

普通民众每四年投下的一票，更多是一种仪式性的参与，而非实质性的赋权。

这种“形式民主、实质排斥”的机制，正是“斩杀线”的温床。

当一个系统只承认那些符合特定经济、教育、文化标准的个体为“完整公民”时，其余人便成了可以被牺牲的“冗余变量”。

他们的困境，无论是医疗破产、住房无着，还是司法不公，都被系统性地归因为个人失败，而非制度缺陷。

契约论在此完成了其最终的蜕变：从解放的号角，变成了冷漠的辩护词。

第四章  “人口论”的悲观主义：将阶级苦难归罪于受害者

如果说契约论为精英统治提供了合法性，那么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年）则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科学”的解释。

马尔萨斯的核心论断是：人口增长呈几何级数，而生活资料（主要是粮食）的增长仅呈算术级数。因此，除非受到“积极抑制”（如饥荒、瘟疫、战争）或“道德抑制”（如晚婚、禁欲）的约束，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资源供给，导致普遍的贫困和苦难。

产生背景：为新兴资产阶级推卸罪责

马尔萨斯理论的诞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初期。

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涌入新兴的工业城市。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拥挤的贫民窟，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图景。

社会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纷纷呼吁改善工人处境，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恐慌。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好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剂完美的“解药”。它巧妙地将结构性剥削所造成的苦难，重新定义为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

贫困不再是工厂主压榨工人的后果，而是穷人自己“生得太多”的惩罚。这样一来，济贫法就成了“鼓励懒惰和繁殖”的恶法，必须废除；提高工资只会刺激生育，加剧未来的灾难。

实践后果：制度性冷血的理论外衣

马尔萨斯主义迅速从理论走向政策：

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废除了旧有的现金和实物救济，代之以条件极其严苛的“习艺所”。进入习艺所的家庭会被强制拆散，食物粗劣，劳动繁重，其目的就是“威慑”穷人，让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求助。

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马铃薯歉收导致大规模饥荒，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本有能力提供援助，但受马尔萨斯思想影响的官员们却认为这是“上帝对过剩人口的清理”。他们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甚至继续从爱尔兰出口粮食，最终导致约10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亡海外。

殖民地饥荒：在印度、非洲等地，殖民当局常以“市场规律”和“财政平衡”为由，拒绝在饥荒时期干预粮食市场，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马尔萨斯主义的危害，在于它用一种冰冷的、貌似客观的数学逻辑，掩盖了背后赤裸裸的阶级利益和种族偏见。它将社会问题去政治化、去道德化，使统治者得以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

当代回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幽灵

尽管马尔萨斯的具体预测已被现代农业技术证伪，但其思想内核：将贫困归咎于受害者，依然阴魂不散。

20世纪60年代，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再次引发全球对“人口过剩”的恐慌，其矛头直指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国际金融机构常以此为由，要求受援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计划生育”而非教育和医疗。

在今天的美国，右翼政客依然习惯于指责穷人“依赖福利”“不愿工作”，仿佛他们的困境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这种话语，正是马尔萨斯主义在当代的变体。它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财富分配不公这一核心问题上转移开，转而聚焦于穷人的“道德缺陷”，从而维护了现有权力结构的稳定。

第五章  优生学：从人口控制到生物筛选的“科学”跃迁

如果说马尔萨斯主义只是将穷人视为“负担”，那么，“优生学”则试图通过“科学”手段，主动干预人类的繁衍过程，以“改良人种”、提升“国民素质”。

“优生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的排他性逻辑从被动接受自然淘汰，转向主动实施人工筛选，是“斩杀线”思想谱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优生学”的诞生：高尔顿的“天才遗传”迷思

“优生学”一词由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883年首创，意为“出身良好”。

作为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深受进化论影响。他在研究英国杰出人物的家谱后，得出结论：天赋和才能是高度遗传的。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慈善和医疗进步，正在干扰自然选择，导致“劣等”基因泛滥，威胁整个民族的未来。

高尔顿的初衷看似“高尚”——提升人类整体素质。

但他所定义的“优等”与“劣等”，完全基于当时英国上层阶级的价值观：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财富。而“劣等者”则包括穷人、罪犯、精神病人、残疾人、有色人种等。

制度化实践：从强制绝育到移民限制

优生学思想迅速跨越大西洋，在美国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

20世纪初，美国各州纷纷通过强制绝育法。1907年，印第安纳州成为第一个立法允许对“惯犯、白痴、强奸犯和已定罪的罪犯”进行绝育的州。到1930年代，已有30多个州效仿。

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巴克诉贝尔案”。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判决书中写道：“三代低能儿就够了”，据此，一名被认定为“弱智”的年轻女子卡丽·巴克被强制绝育。据估计，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共有超过6万“不适者”被强制绝育。

与此同时，优生学也成为限制移民的理论依据。1924年《移民法案》大幅削减来自南欧、东欧和亚洲的移民配额，理由是这些“种族”在智力和道德上“劣于”北欧人种。该法案的起草者之一、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公开宣称：“优生学是制定本法案的科学基础”

纳粹德国的“终极实践”与战后反思

纳粹德国将优生学推向了极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多次引用美国的优生学法律，称其为榜样。

1933年，纳粹通过《遗传病后代预防法》，授权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癫痫、亨廷顿舞蹈症等疾病的患者实施强制绝育。到1945年，约有40万德国人因此失去生育能力。

随后，优生学逻辑进一步升级为“T4安乐死计划”，以“仁慈”为名，系统性地杀害了约25万名身体或精神残疾者。这一计划的医生和官僚，正是后来负责管理集中营毒气室的骨干。

可以说，大屠杀的流水线，正是从优生学的手术台开始组装的。

二战后，优生学因与纳粹暴行的紧密联系而声名狼籍。然而，其幽灵并未消失。

20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仍以“计划生育”或“人口控制”为名，对少数族裔或贫困群体实施非自愿绝育。其核心逻辑：某些人的生命不值得延续，依然潜伏在社会意识深处。

优生学在思想谱系中的枢纽地位

优生学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完成了从社会经济排斥到生物性清除的桥梁搭建：

它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对“过剩人口”的恐惧；

它借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话语；

它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看似“客观”的“科学”分类工具；

它最终为系统性清除铺平了道路。

优生学证明，当一个社会开始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衡量人的价值时，离“斩杀线”就不远了。

第六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暴力合法化

如果说优生学提供了“筛选”的技术，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其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核心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一理论很快被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等人挪用到社会领域，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形成过程：从生物学到社会学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

他宣称，慈善、济贫、劳工保护等政策都是“逆向选择”，会保护“不适者”，削弱整个种族的竞争力。

真正的社会进步，应该让市场竞争自由发挥作用，让强者胜出，弱者被淘汰。

斯宾塞的理论迅速与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合流。

资本家们欣喜地发现，他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不再是贪婪的表现，而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必要之恶”。

帝国主义者们则宣称，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征服，不是野蛮的侵略，而是“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的“引导”和“提升”。

实践后果：全球范围的种族清洗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19世纪后期美国清除原住民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西进运动中，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政策从迁移逐步转向军事歼灭与文化灭绝，当时有军官宣称“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强制寄宿学校制度则通过剥夺原住民儿童的语言与文化，将其“原始文化”必须被“先进文明”取代的观念付诸实践。

而野牛灭绝计划通过大规模屠杀野牛来摧毁原住民生计的做法，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切断不适者资源链”的逻辑高度契合。

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在全球其他地区催生暴行：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人道主义”和“文明使命”为名，建立了刚果自由邦（1885—1908年）。他实行残酷的橡胶配额制，未完成任务的村民会被砍手甚至处死。据估计，在其统治的20多年间，刚果人口减少了1000万，占总人口的一半。

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国为镇压南非布尔人游击队，建立世界上首批现代集中营，关押20万布尔平民和黑人劳工，死亡率高达25%。英国媒体辩称：“这是为了加速不列颠文明在非洲的胜利。”

希特勒深受“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视为“劣等种族”和“寄生虫”。他推行“T4安乐死计划”杀害残疾人、遗传病患者等“社会负担”，建立集中营系统性地灭绝犹太人，造成600万犹太人死亡。

社会达尔文主义完成了“斩杀线”思想谱系中最致命的一跃：它将经济排斥和社会歧视，升级为生物清除。它用“科学”和“进步”的外衣，为历史上最野蛮的暴行提供了合法性。

为强权辩护的反人类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描述性的生物学规律与规范性的社会伦理。

自然界的“适者生存”是一个无目的、无价值判断的过程。但人类社会是有道德、有法律、有互助传统的共同体。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直接套用于人类社会，不仅是逻辑错误，更是道德沦丧。

更重要的是，它所定义的“适者”往往是权力的暂时拥有者，而非真正对文明有贡献的人。

在殖民者眼中，“适者”是手持枪炮的白人；

在资本家眼中，“适者”是积累最多财富的寡头。

这种定义，完全忽视了合作、同情、创造等人类独有的高贵品质。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为强权辩护的反文明思想。

第七章  种族主义的制度化：从生物学分类到文明等级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种族主义则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具体的实施对象。

种族主义并非人类社会的固有现象，而是近代西方为服务殖民扩张而系统建构出来的一套意识形态。

“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

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在其《自然系统》中，首次将人类划分为四个“种族”：欧洲白人（理智、守法）、美洲红种人（顽固、易怒）、亚洲黄种人（忧郁、贪婪）、非洲黑人（懒惰、随意）。

此后，德国学者布卢门巴赫增加了“马来人种”，并创造了“高加索人种”一词来指代白人。

19世纪，随着颅骨测量学的兴起，种族主义获得了更“精确”的“证据”。

学者们声称，白人的脑容量最大，因此智力最高；黑人的脑容量最小，因此智力最低。这些研究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却被奉为科学真理。

制度化实践

这些“科学”理论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压迫制度：

美国吉姆·克劳法（1876—1965年）：在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通过一系列法律，在教育、交通、住房等领域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利。

纳粹种族法：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人通婚，并剥夺其公民身份，为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二战后，生物种族主义因纳粹暴行而声名狼籍。然而，它很快以新的形式复活。

当代变体：文化种族主义与结构性歧视

文化种族主义：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为代表，宣称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本质上具有侵略性，且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相容。这种论调将文化差异本质化、永久化，为遏制中国、打压穆斯林世界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构性种族主义：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但通过住房政策、教育投入不均、司法量刑差异等系统性壁垒，白人优势地位依然被维持。

国际双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媒体称乌克兰难民为“聪明、受过教育的文明人”，而此前对叙利亚、阿富汗难民的描述则是“洪水猛兽”。这种赤裸裸的双标，暴露了其种族主义底色。

种族主义的核心逻辑，是拒绝承认别人的平等主体性。它不允许别人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只允许其被同化、被清除或被永久隔离在边缘地带。

这种思维，正是西方对华战略焦虑的深层根源：一个非西方、非白人的文明，竟然能凭借自身力量实现全面复兴，这对“白人优越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第八章  “斩杀线”的逻辑集成与全球实践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斩杀线”是如何从上述思想谱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不是某项政策的失误，而是一整套操作系统。

思想谱系的完整闭环

让我们回顾这条完整的逻辑链条：

奴隶贸易→奠定种族化排他原型；

国家观窄化→将非我族类视为威胁；

契约论精英化→只承认“合格公民”；

马尔萨斯人口论→将贫困归咎于个人；

优生学→提供“科学”工具筛选“劣等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暴力淘汰低等民族和“社会负担”；

种族主义→完成身份固化，划定“可清除”群体。

这个闭环，从思想到制度，从国内到国际，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排他系统。

国内“斩杀线”：冗余人口的制造

在美国国内，“斩杀线”表现为一套精密的、相互嵌套的排斥机制：

在经济层面，“斩杀线”通过债务陷阱和就业不稳定性实现排斥。系统通过信用卡、学生贷款、车贷等工具鼓励民众借贷消费，使其终身被绑定在债务链条上。同时，“随意雇佣制”让失业变得轻易且突然，而薄弱的社会保障网意味着一次失业就可能迅速触发连锁崩溃。

在医疗层面，商业化的医疗体系使得医疗费用极其昂贵，一场急病、一次叫救护车都可能产生天价账单，成为压垮家庭财务的直接原因。高额的保险自付额和拒赔陷阱，使得即使有保险也难言安全。在美国，医疗债务是导致个人破产的首要原因。

在社会层面，信用评分系统构成了一种新型的阶级壁垒。一次债务违约就会导致信用评分骤降，而信用记录直接关联到租房、求职、贷款等基本生存资格，形成“越穷越难翻身”的死循环。这种信用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排斥工具。

在空间层面， 中产阶级化过程系统性地将低收入群体驱逐出城市中心。房地产投机和城市开发项目使低收入社区被系统性清除，居民被迫迁往缺乏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边缘地区。这种空间排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在司法层面，轻罪重罚，监狱工业复合体将囚犯变为廉价劳动力，形成“现代奴隶制”。

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是：只有能为资本增值做出直接贡献的人，才配享有完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余人，要么被规训成合格的劳动力，要么被放逐到社会边缘，成为统计学上的“噪声”。

国际“斩杀线”：可牺牲民族的围剿

在国际层面，这套逻辑被放大为全球战略：

科技封锁：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的芯片禁令，旨在扼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自主能力，将其永远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金融武器化：利用美元霸权，通过SWIFT系统制裁、长臂管辖等手段，对战略对手进行经济绞杀。

安全陷阱：在台海、南海煽动代理人冲突，企图将中国拖入“修昔底德陷阱”，消耗其国力。

舆论抹黑：通过“债务陷阱”“强迫劳动”等谎言，构建对华负面叙事，孤立中国。

美国最想“斩杀”的，不是某个具体目标，而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成功范式。

这个范式证明：现代化可以不靠殖民掠夺；发展可以不以牺牲环境和劳工权益为代价；安全可以不靠军事同盟和霸权压制；治理可以不照搬西式民主，而依靠自身的制度创新。

这种成功，直接动摇了西方“历史终结论”的根基，因此必须被“斩杀”。

第九章  我们走出了一条不一样但更可持续的道路

面对西方这套排他性逻辑，中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条路径植根于五千年文明传统，又在现代实践中不断创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中国拒绝“一族一国”的狭隘模型，坚持“大一统”的文明共同体理念。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政策，实现了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避免了西方民族国家常见的分裂风险，为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建成覆盖14亿人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这种发展模式，拒绝将人分为“有用”与“冗余”，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思想。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基础设施、就业和经济增长，而非债务陷阱。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中国始终是积极的贡献者，而非甩锅者。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防政策始终是防御性的。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郑和下西洋，船队所到之处，带去的是丝绸、瓷器和友谊，而非殖民与掠夺。这种安全观，与西方的霸权稳定论形成鲜明对比。

这条道路或许在短期内不如西方模式“高效”，但从长远看，它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它不靠制造别人的苦难来成就自身，而是通过合作与共生实现共同安全。

第十章  祝美国好运

我们无意与美国为敌。但若美国执意将中国视为“必须斩杀”的对手，那它终将发现：

中国不是苏联，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不会因外部压力而崩溃；

中国不是日本，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不会在经济打压下屈服；

中国更不是那些被“颜色革命”颠覆的小国，有着清醒的战略定力和制度自信。

美国若继续沉迷于“斩杀”逻辑，终将被自己的恐惧反噬：内政失序、社会撕裂、盟友离心、霸权衰落——这些不是诅咒，而是历史规律。

正如马丁·雅克所言：“西方最大的误判，是以民族国家的框架去理解一个文明型国家。”

自从2025年1月份最后一次露面后，网络热宠甜甜圈已经消失了11个月之久。

12月17日，甜甜圈被释放了，重现人间，并发布了一个重磅视频。

甜甜圈这次能重现人间，据说是有一个神秘大哥给交了保释金，虽然具体缴纳的保释金数量没人知道，但根据甜甜圈自己视频里所说的话，其被捕时被告知的保释金为2万美元。

但很奇怪的是，这个神秘大哥虽然花钱把甜甜圈从监狱里弄了出来，但并没有给甜甜圈一分钱，如今的甜甜圈还保持赤贫状态。

以甜甜圈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实际身份情况，这些保释金交出去了就不可能拿得回来，这些钱对甜甜圈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

甜甜圈刚到美国，最身强力壮的时候，夜班干5小时才赚了50美元，还高兴坏了，按这数据推算他一天打两份工收入最多也就100美元，一个月按工作25天计算也就2500美元，刚刚超过了美国的斩杀线标准，是攒不下来钱的。

事实上甜甜圈确实攒不下来钱，而且从中国带过去的积蓄还在不断的缩水，最后存款完全归零。

2023年7月25日，甜甜圈为保住自己的固定住址，倾尽全力的到处借钱来交房租，也就只借到了500美元。

但这些钱并不够甜甜圈交房租的，8月21日甜甜圈被赶到了大街上成为了流浪汉，因为没有固定住址连外卖都送不了，求别人用自己住址注册一个外卖员账号给他。

沦为流浪汉，按美国的标准就是步入斩杀线了，很难再爬出来，而甜甜圈承受的则更加彻底。

8月底，甜甜圈接到了5600美元的医疗费账单，就因为他在医疗和医生聊了几分钟，一瓶药都没拿就背上了5600美元的债务，这个债务对于刚成为流浪汉的甜甜圈来说是致命一击，将其牢牢锁死在斩杀线之下。

此时的甜甜圈已经穷的连掉在泥水里的蚕豆都要吃了，结果美国的医疗系统还强制他背负5600美元的巨债。

除了这5600美元的医疗债务，甜甜圈身上背负的债务还有之前为了买汽车找当地黑帮借的5000美元，为了租房子借的500美元，合计1.1万美元的债务。

这些债务不仅不会因为甜甜圈变成流浪汉而消失，反而会千方百计的掠走甜甜圈可能得到的所有金钱，确保甜甜圈身上永远没有什么钱。

甜甜圈因此会怎么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降低债主的风险，收回多少钱算多少钱，尤其是当地黑帮借出去的那笔款。

成为流浪汉一年半之后，甜甜圈被警察抓进了监狱。

根据甜甜圈的自述，其在一年半的流浪汉生涯里，被美国警察逮捕了14次，开了58张罚款单，最后因为犯罪次数过多外加不缴纳罚款，被抓了进去。

对于美国警察的这些逮捕和罚款，甜甜圈一个都不认罪，在其出狱后对美国警察破口大骂，直接报了抓捕他的那2名警察的警号，称这两个人是中国间谍，否则无法解释这两个警察为啥始终针对他，所以肯定是中国派过来迫害他的。

别笑，甜甜圈这次出狱后发布的视频除了说那2个美国警察是中国间谍，还说这一年半的流浪生涯里有大量中国特工跟踪监视他，还称中国必定派出了杀手多次追杀他。

除了这些，甜甜圈还公开举报了美国高层内部存在的中国间谍，分别是当地的市长，加州的州长，希拉里、拜登、哈里斯、奥巴马、布林肯、佩洛西等人，甜甜圈坚称这些人肯定是中国派到美国的间谍。

更牛的是，甜甜圈发布视频的主旨思想是为了对付中国，帮美国对付中国。

他之所以觉得抓他的美国警察是中国间谍，打他的美国暴徒是中国杀手，是因为他认定美国不可能针对和迫害他，那么所有对他不好的美国人都肯定不是美国人，必定是中国派过来伪装成美国人的，这样才能符合“逻辑”。

至于希拉里、拜登、奥巴马甚至佩洛西等人，甜甜圈认为他们对中国过于的“软弱”，要是强硬那中国早完蛋了，所以这些人绝对是中国派过来的间谍。

这就是甜甜圈的人生观，之前的甜甜圈就这么魔怔，如今在美国蹲了11个月监狱后，已经不止是魔怔了，我看已经神经病了，就连美国警察都会直接认定这个人是神经病。

这么一个人在神经错乱且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被人莫名其妙的从监狱里弄了出来，还一分钱生活费不给。

甜甜圈这个人蹲在美国的监狱里虽然这不好那不好，但至少有吃有喝还有地方住，是冻不死饿不死的，这大冬天的非把他弄出来干嘛。

我个人觉得这是某位榜一大哥想看乐子了，就想看看甜甜圈出狱后能折腾啥花样出来，甜甜圈虽然没有直播间，但其实算是个大网红了，而且是实景直播，和打赏女主播的钱比起来2万美元真不算多，而且更真实更有成就感。

幸运的是加州并不算太冷，夜里最低温还能保持零上两三度左右，而甜甜圈正在身强体壮的年龄段，这种温度会让他很难受，但只要没生病还不至于被冻死，也就是说甜甜圈是不会迅速挂掉的，还能撑很久来继续表演。

在美国成为流浪汉平均4年斩杀，甜甜圈只当了1年半流浪汉，还有1年蹲监狱，加起来也才2年半，而且4年的平均值是老弱病残都算上的，壮劳力绝对是撑到最后的，甜甜圈只要别去碰那遍地都是50美分包爽一天的芬太尼，再撑2年我觉得没问题，乐子我估计是少不了大家的。

当然更长时间我觉得甜甜圈是撑不下去的，因为他债务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有之前的1.1万美元欠款，还额外多了58张罚款单，然后这些债务还有利息和滞纳金什么的，这会导致甜甜圈永远不可能租得起房，会始终保持流浪汉状态，死亡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甜甜圈来美国之前就知道这些，他本来就无所畏惧，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2022年8月14日，甜甜圈人在南美刚下飞机，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然后在短短2年半的时间内为中国网友贡献了大量的段子和欢乐，直到被逮捕入狱蹲了接近一年才中止。

如今那个熟悉的甜甜圈又回来了，以一个身背巨债存款为零的状态开始在美国大街上流浪过冬，准备燃尽自己的所有为中国网友再贡献一点段子和欢乐。

没几年时间了，且看且珍惜，很快这些就是绝版内容了。

最近，B站名为“斯奎奇大王”（被网友戏称为“牢A”）的博主火了。

他是一个00后中国留学生，本来朝气蓬勃的年纪，但当他讲述真实美国的时候，可能比很多见惯了生死的中年人还要沧桑。

他用平实的语调，揭露了美国璀璨的霓虹灯影下，正在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却又惨烈至极的“人口出清”。

他将其总结为一个极其精准、甚至带有某种恐怖美学的词汇——“斩杀线”。

啥叫斩杀线？

在游戏中，“斩杀线”意味着当对手的血量低于某个阈值时，一套连招就能直接将其带走，无论其之前的防御有多高。

在现实的美国，这就意味着：

当你的资产或收入跌破某条看不见的红线时，整个社会系统将不再把你当人看，而是会启动一套高效、冷酷的流程，迅速榨干你的剩余价值，然后从物理上将你消灭。

这个物理消灭不是有人拿着枪直接把你“干掉”，现代文明社会的“吃人”，从来不吐骨头，甚至不流一滴血。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条美国的“斩杀线”。

1 美国惨剧

先听听“牢A”讲的故事。

牢A原本只是一个去美国读研的留学生，有着生物化学的背景。

阴差阳错之下，他兼职做起了一份特殊的工作——“尸体转运”，俗称收尸人。

这份工作让他得以深入美国社会的底层，看到了那些被主流媒体刻意屏蔽的“暗面”。

牢A其实之前在B站直播讲了不少美国的真实情况，但大部分中国网友表示不信，直到那次“西雅图冰雨夜”的直播，让所有人都破了防。

按照美国的传统，万圣节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他们会挨家挨户去富裕的社区讨要糖果，那是美国中产阶级展示社区温情和富足的时刻。

但在2025年的这个万圣节，西雅图下着冰冷的冻雨，气温逼近零度，牢A像往常一样准备了糖果等待孩子们。

门铃响了，门口站着几个五六岁的小孩，他们身上穿的是廉价、单薄的万圣节套装，被雨水打湿后紧紧贴在身上，冻得瑟瑟发抖。

当牢A拿出糖果时，他发现这些孩子的眼神并没有聚焦在糖果上，而是死死地盯着他手里刚咬了一半的汉堡。

他试探性地把汉堡递过去，孩子没有任何犹豫，甚至顾不上礼貌，接过汉堡就狼吞虎咽起来，显然，孩子饿坏了。

这仅仅是开始。

那天晚上，来敲门的不是一个个快乐的小孩，而是一群群饥肠辘辘的“难民”。

牢A毕竟是个中国人，实在看不得孩子挨饿，最后不得不点了三十多个汉堡的外卖，分给饥饿的孩子们。

更讽刺的是，来送外卖的不是年轻力壮的小哥，而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黑人大妈。

大妈在寒风中递过外卖袋子，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对工作的抱怨，而是同样的饥饿。

牢A递给她一个汉堡，大妈拥抱了他，流着泪说：“谢谢，我今晚还没吃饭。”

请注意，黑人大妈不是流浪汉（Homeless），那些孩子也不是流浪汉的孩子。

这些孩子有父母，有家庭，他们住在周边的社区里，这位大妈有工作，她在努力跑单。

但是，在这个GDP世界第一的国家，在这个看似繁华的西雅图，他们吃不饱饭。

这就是“斩杀线”逼近时的前兆：

体面正在剥落，生存本能开始压倒一切。

在牢A的叙述中，这些家庭可能正处于“斩杀线”的边缘。

他们或许还租得起房子（或者即将租不起），或许还有一辆破车，但他们已经没有余钱购买足够的食物。

在通胀高企的美国，房租是刚性的，车贷是刚性的，水电是刚性的，唯有吃饭，是可以压缩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魔幻的一幕：

在一场富人的狂欢节里，当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正在举办狂欢派对的时候，穷人的孩子冒着失温的风险，不是为了糖果，而是为了讨一口饭吃。

如果说万圣节的孩子们还在“斩杀线”上挣扎，那么牢A在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客户”，就已经是斩杀线下的亡魂了。

牢A讲述过一个关于“人体回收产业链”的故事，这比任何恐怖片都要惊悚。

在美国，处理一具尸体，其实是一门生意，而串起这个生意的，是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链——尸体经纪人。

在美国联邦法律中，对遗体交易的监管存在巨大的漏洞。

一颗头颅、一节脊椎、一张完整的人皮，在黑市上都有明码标价，成为某些变态的收藏品。

他们活着的时候，药企赚他们的药钱；他们流浪的时候，毒贩赚他们的毒资。

等到他们终于死在某个冰冷的桥洞下，成为一具尸体时，尸体贩子还要榨干他们最后一点生物价值——

把他们的骨骼做成标本，卖给医学院或者收藏者。

这就是彻底的“吃干抹净”。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都是因为这些流浪汉不努力，不上进，最后才沦落到斩杀线之下的，只要努力就能避开这一切。

那么牢A讲述的另一个故事，会彻底粉碎你的幻想。

牢A曾给一个黑人小哥补习过数学，黑人小哥不是那种混帮派的黑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奋斗者”。

他出身贫寒，在码头打工维生，但他不甘心，他想上大学，想改变命运。

他每天拼命工作，省吃俭用，攒钱读书，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学完了微积分。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励志？是不是很符合“美国梦”的叙事？

但结局是什么呢？

黑人小哥为了拯救染上毒瘾的弟弟，花光了积蓄送弟弟去戒毒所。

但这触怒了当地的黑帮（因为挡了人家的财路），黑帮认为这是“驳了面子”，于是找机会把黑人小哥打成了重伤。

关键点来了，黑人小哥受伤后，因为积蓄花光了，也没有好的医保（这是美国底层劳动者的常态），他无法承担高昂的手术费和住院费，医院只是简单处理后就让他出院了。

最终，这位努力向上、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黑人青年，因为伤口感染恶化，死在了自己的出租屋里。

他没有死于懒惰，没有死于愚蠢，他死于“没有容错率”。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斩杀线”本质的思考：

在美国，不论你多么努力，只要你的资产无法覆盖一次突发的“黑天鹅事件”（如重伤、重病、失业），你就会瞬间被系统抛弃。

2 斩杀线的逻辑

那么，斩杀线的具体数值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得看清美国人的真实收入。

翻开美国近十年的经济数据，你会看到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人均年收入在5万美元左右，且逐年上涨。

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统计学陷阱。

因为拉动“平均收入”这架马车的，主要是坐在头等舱的富人。

对于底层来说，车轮不仅没有滚滚向前，反而在倒退。

真相在于“中位数”。

美国的工资中位数仅仅徘徊在3.5万美元左右，而且在过去几年高通胀的背景下，这个数字的实际购买力几乎停滞，而且在下降。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有一半的美国人，拿着不到3.5万美元的年薪，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国家挣扎求生。

更残酷的是，这个统计图表还隐瞒了另一群人——非纳税居民。

美国的统计数据，只是基于那些纳税居民，而大量最底层的黑户、非法移民、无家可归者，他们根本就不在这张表上。

你想想看，他们能达到3.5万美元的斩杀线吗？基本不可能。

今年年初小红书中美对账的时候，很多人都奇怪，为啥美国很多人一天要打三份工？

现在大家明白了，因为他们生怕触发斩杀线。

斩杀线之所以被称为“斩杀”，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连击属性。

一旦你露出破绽，系统会连续出拳，直到你彻底倒下。

我们来推演一下一个普通美国中产跌落斩杀线的过程：

第一阶段：刚性支出。

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中，充斥着大量的刚性支出。

比如房产税，即使你还清了房贷，每年仍需缴纳数千甚至上万美元的税。

如果交不起，政府有权拍卖你的房子。

此外，还有高昂的医疗保险、汽车保险，这些是每个人身上的“持续伤害”，每个月都在掉血。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位每月收入2000美元的美国女生，她没有做第二份兼职。每个月，在扣除了联邦税、州税之后，还要支付高昂的房租、强制的车险、水电费，她手里只剩下300美元。

300美元，要维持一个月的吃饭、通讯和日用品。

这就是一种“勉强维生”的极限状态，这种状态极其脆弱，容错率为零。

更可怕的在于，这种刚性支出，还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靠节省就能解决的。

举个例子，电费。

美国的电费机制设计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阶梯电价，二是基础设施成本的“全员平摊”。

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

首先，富人区和中产区往往在同一个电网覆盖下。

富人的生活方式是高耗能的：几百平米的大House全天候恒温空调，私家泳池加热，草坪自动喷灌系统，还要给特斯拉充电。

他们拼命用电，毫无顾忌。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整个街区或区域的用电负荷长期处于高位，触发了电网的“峰值定价”机制。

电力公司（通常是私企）会说：“哎呀，你们这个区负荷太大了，我们要升级变压器，我们要维护线路，我们要采购更贵的调峰电力。”

这些巨额成本，最后是怎么算的？

它不会只算在那个开空调的富人头上，而是被均摊到了每一度电的“输配电费”里，或者直接推高了阶梯费率。

于是，荒诞的一幕出现了：

住在隔壁廉租房里的穷人，为了省钱，夏天不敢开空调，晚上舍不得开灯，甚至连冰箱都用最小号的。

但因为他和富人住在同一个电网区域，富人的过度消费拉高了整体运营成本，导致穷人即使只用一度电，也要支付比以往贵得多的单价。

富人享受了清凉，穷人支付了代价。

更可怕的是，这种“掉血”正在因为AI热潮而加速。

这两年，硅谷的巨头们疯狂建设数据中心，训练AI模型。

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相当于几万个普通家庭。

这些“吞电巨兽”像吸血鬼一样接入了美国本就脆弱的电网。它们24小时不停歇地运转，疯狂抢占电力资源。

结果是什么？

供需关系瞬间失衡，批发端电价暴涨。

在某些科技巨头扎堆的州（如弗吉尼亚州或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居民电费在短短两年内几乎翻倍。

对于微软、谷歌这样的巨头，电费涨几倍不过是财报上的一个小数点。

对于富人，电费翻倍不过是少喝一瓶红酒。

但对于那些处于斩杀线边缘、每个月只有300美元生活费的底层家庭来说，电费账单从100美元涨到200美元，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吃饭”和“亮灯”之间做选择。

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加速掉血挂”，让穷人向斩杀线跌落的更快。

第二阶段：突发意外。

人生嘛，总可能有意外，可能被车撞了，或者生了一场病。

但是在美国，医疗从来不是福利，而是一门生意，一门带血的生意。

很多国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医保”这个词如此敏感甚至恐惧。

因为美国的医保机构有一万种方式“拒保”来控制成本，或者通过复杂的条款让你背上巨债。

在一次中美网友的对账中，一位叫美国人晒出了他的账单：

他母亲仅仅是因为一次简单的尿路感染，住院了一天，收到的账单金额高达19万美元。

这在中国，可能只是几百块钱输液的事，在美国，这是一套房子的价格。

更可怕的是，即便你买了保险，也不意味着安全。

很可能你兢兢业业缴纳了十几年的保费，真到了需要手术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你：“抱歉，这个项目不在报销范围内。”或者“抱歉，你的免赔额还没到。”

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一位名叫路易吉的枪手，在街头射杀了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集团的高管后，美国社交网络上一片叫好声，甚至有人将他视为“英雄”。

因为被医疗保险逼入绝境的人，实在太多了。

对于处于斩杀线边缘的人来说，生病=破产。

所以他们不敢去医院，甚至不敢叫救护车。他们宁愿吃兽用的抗生素，宁愿去黑市买止痛药。

而止痛药，往往是通向毒品深渊的第一级台阶。

第三阶段：信用破产。

因为拿不出钱治病，你没法去上班，导致被解雇。

或者因为付不起医药费，你的账单逾期。

这时候，美国最强大的控制技能——信用分登场了。

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出生就会获得一张社会安全号码（SSN），而这个号码又与个人信用分绑定。

信用分分数范围从300到850不等，一般来说，分数在750-850之间被视为优秀，660-749为良好，620-659则被归类为中等。

若分数低于350，那后果就是全方位的封杀：

租房：正规房东查信用分，分低不租，你只能去租高价的黑房或住汽车旅馆。

求职：很多雇主查信用分，认为分低代表不可靠，不予录用。

借贷：正规银行关门，你只能去借“发薪日贷款”，年化利率高达300%-500%。

为了还高利贷，为了吃饭，你卖掉了车，卖掉了房（或者被银行收回）。

但代价就是，你失去了固定住址。

在美国，没有固定住址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你办不了银行卡，收不到法院传票（导致缺席审判直接败诉），甚至无法申请很多救济金。

你流落街头，为了在深夜的街头不被抢劫、不被冻死，你必须保持亢奋，或者为了麻痹痛苦，你接过了别人递来的一支含有芬太尼的卷烟。

一旦那口烟吸进去，你就彻底完了。

所以，在斩杀线上面一点徘徊的美国人，经不起任何微小的风险。

如果防御机制——工作、存款、保险、房子——都被击穿，一个人就真正跌破了“斩杀线”，成为流浪汉（Homeless）。

这时候，他将面临最后的处决。

在美国，流浪汉不完全等同于乞丐，他们是一种“被系统除名”的状态，除名后，人的平均寿命会缩短到6年。

这6年里，他们不再是人，而是街头的背景板。

他们看似每天晒太阳、领救济很惬意，实则处于极度的危险中。

一个磕嗨了的路人、一群寻找刺激的少年、一个有种族歧视倾向的警察，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温，都能随时终结他们的生命。

在西雅图的冰雨夜，当那些曾经的大厂程序员、曾经的退伍老兵，蜷缩在下水道口瑟瑟发抖时，他们也许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奋斗的模样。

但现在，他们只是等待被“系统清理”的无用零件，而美国社会，不需要无用的零件。

不信的话，请大家思考一个极其反直觉、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学题。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拜登政府执政的这几年，边境大开，非法移民（走线者）如潮水般涌入。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的数据以及各大机构的估算，美国每年新增的移民数量（包含合法与非法）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人之间。

再加上美国每年约360万的新生儿出生，减去每年死亡的300万人，每年应该净增长260万-360万人。

但现实是什么？美国的人口总数，常年死死地维持在3.3亿左右，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停滞。

人去哪了呢？

更诡异的是另一个数据：美国的流浪汉人数。

无论经济好坏，无论房价涨跌，美国官方统计的流浪汉人数，似乎永远稳定在60万-80万这个区间波动。

难道美国政府治理有方，把流浪汉控制住了？

还是说，这80万人，是那批特定的倒霉蛋，他们在街头顽强地活了十年、二十年？

都不是。

流浪汉人群，就是我们数学题的蓄水池，一边的水管（中产破产、底层失业、移民涌入）在疯狂注水，另一边的下水管（极寒天气、芬太尼、枪击、疾病）在疯狂排水。

看似蓄水池（80万流浪汉）很稳定，但其实，其背后是不断有人死掉，又不断还有人加入进来。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持续进行、却又不被宣之于口的人口置换，把一些“不合格”的美国人，系统清理掉了。

这就是斩杀线的终极逻辑：

它通过高昂的生存成本、掠夺性的金融体系和冷酷的法律制度，将一切不再产生价值的个体，高效地从社会机体中剥离、粉碎。

3 为什么中国没有斩杀线？

看完美国的“斩杀线”机制，很多人的背脊会感到一阵发凉。

这并非因为我们没见过穷人，而是因为那种“系统性的一波带走”实在太过冷酷。

这时，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中国有穷人吗？有。

中国有贫富差距吗？有。

中国有生活不如意、甚至陷入困境的人吗？当然有。

但是，中国没有“斩杀线”。

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有一套强大的“反斩杀机制”。

这是一套由国家意志、土地制度和工业体系共同编织的“四重护盾”，它在最危险的时刻，托住了那些摇摇欲坠的生命。

第一重护盾：土地与退路。

中美底层逻辑最大的不同，在于“根”。

在美国，绝大多数人是原子化的个体。

一旦失去了工作和租房能力，他们就成了风中的浮萍，没有任何归宿。

但在中国，我们有一个被许多经济学家诟病、却在无数次危机中拯救了中国的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

你可能听过“三和大神”的故事，他们在深圳打零工，干一天玩三天，睡几十块钱的床位，吃几块钱的挂面。

在很多自媒体口中，这是中国“最惨”的底层。

但请注意，“三和大神”有最后的退路——老家。

无论他们在城市里混得多么凄惨，只要他们愿意，买一张绿皮火车票回到农村，那里还有一处宅基地，还有几亩承包田。

那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是资本无法夺走的最后生产资料。

这几亩地，也许发不了财，但种点土豆红薯，养几只鸡鸭，足以让一个人活下去，而且是有尊严地活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时，数千万农民工返乡，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因为农村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吸纳了多余的劳动力，提供了最后的避风港。

在美国，一旦失业且破产，你没有“老家”可回。

你的“老家”早就被资本化的农业巨头吞并了，或者你本来就是无产的城市贫民。

你只能睡在立交桥下，等着被冻死。

第二重护盾：国家兜底的“基准线”。

牢A在视频里提到过一个细节：美国的食品券（SNAP）正在被削减，领取门槛极高。

而在中国，我们有一项沉默但伟大的制度——扶贫与低保。

我不说宏大的数据，只说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词：五保户。

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这是中国政府对农村最困难群体（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的庄严承诺。

在任何一个中国村庄，村支书如果让五保户冻死饿死在家里，那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是要被摘乌纱帽甚至追责的。

这就是底线思维。

再看医疗，虽然大家经常吐槽看病贵，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中国的基本医保和集采制度，为你挡住了最致命的一刀。

在美国，一盒抗生素如果没有保险可能要几十美元，叫一次救护车要几千美元。

在中国，几块钱就能买到阿莫西林，几十块钱就能看急诊。

对于真正的贫困人口，中国还有大病救助机制。

虽然这个机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它极力避免了“因为一次骨折就全家流落街头”的惨剧。

在牢A的美国故事里，一个人因为没钱买药而硬扛，最后变成重症被拖去收尸，是常态。

在中国，如果你在街头晕倒，120来了是先救人，而不是先查你的银行卡余额。

第三重护盾：工业体系带来的“生存低成本”。

为什么美国的年薪3万美元（约21万人民币）活得像狗，而中国即使月薪3000人民币却能活得下去？

这不仅仅是汇率问题，这是工业化权利的问题。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仅意味着强大的战争潜力，更意味着极低的生活成本。

在美国，由于去工业化，大量的日用品依赖进口，加上高昂的服务业人工成本，导致物价奇高。

一个汉堡10美元，一件T恤20美元，一次理发30美元。

在中国，得益于强大的制造业和物流网络（拼多多、淘宝），我们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到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资。

10块钱的T恤，20块钱的鞋子，2块钱一斤的蔬菜，1块钱一包的方便面。

这些看似廉价的工业品，构成了底层人民生存的坚实基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普惠的。

在美国，偏远社区可能没有网络，或者水管流出的是含铅的水。

在中国，哪怕是深山老林里的村庄，国家电网也把线拉进去了，三大运营商把4G/5G信号覆盖了，村村通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这一切，都是在降低生存的门槛，提高“斩杀线”的容错率。

第四重护盾：反斩杀机制。

你没看错，中国是有一套反斩杀机制的，也就是我们的“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

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来推演一个真实的场景。

在中国某个偏远的农村，一户普通人家突然遭遇变故，家庭成员生了重病，住院治疗产生了一笔超过5万元的自费支出。

在这一刻，不需要这户人家去哭诉，也不需要媒体曝光，当地的医保系统后台会立即捕捉到这个异常数据。

因为在中国，医保、民政、乡村振兴局的系统是数据联通的。

这条“自费超5万”的信息，会被系统判定为“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瞬间生成一条红色的预警信号，直接推送到该户籍所在的区县级政府相关部门。

收到警报后，当地政府不会像美国保险公司那样寄来一张冷冰冰的拒赔单，而是会立即派人——通常是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干部或村支书直接上门核实。

他们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这笔钱会不会压垮这个家？

这家人还有没有劳动力？

是不是需要立即启动临时救助？

核实之后，如果是简单的缺钱，那就指导申请低保、临时救助补贴，这是“输血”。

甚至，这套机制不仅输血，还能造血。

你要没有谋生能力，那扶贫经费给你买种鸡种羊，你只要养殖就好，长大了有人来收，你赚了钱就能改善生活。

这才是中国扶贫的真相：

它不是施舍，它是为你量身定制一套生存方案，然后国家推着你走，直到你自己能站稳。

这套机制还有一个关键点：动态监测。

当你收入恢复到监测线以上，系统会停止报警，但不会停止关注。

一旦你再次遭遇困难，收入跌落，或者发生新的大额支出，警报会再次拉响，帮扶力量会再次进场。

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编织了一张人类历史上最绵密、最温柔的网。

这张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禁止有什么“斩杀线”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中国，真的把人当人。

那么，为什么中美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归根结底，是两个国家底层运行逻辑的不同。

在美国，“斩杀线”的存在并非偶然，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那个体系里，资本已经完成了对政权的彻底寄生，形成了一种“资本神权”。

在这种神权统治下，人的价值被异化为“消费能力”和“劳动效率”。

一旦你失去了这两者，你就不再是“选民”，而是“负资产”。

对于负资产，最高效的处理方式当然是剥离和清除。

所以，美国的制度设计——从天价医疗到高昂诉讼费，从房产税到发薪日贷款——本质上都是一套“自动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筛选机”。

它不带感情，高效运转，将“不够格”的人剔除出局，以此维持系统的所谓“活力”和顶层精英的超额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一方面拥有不仅领先全球、甚至领先时代的科技与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却拥有着第三世界般的贫民窟和人均预期寿命。

而中国，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们的制度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基建狂魔”的效率上，更体现在我们对“人的主体性”的捍卫上。

首先，是公有制为主体。

为什么中国没有“斩杀线”？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公有制。

在美国，土地是私有的，电力是私有的，甚至连监狱都是私有的。

这意味着，所有的生存资源都被标上了昂贵的价格。

你没钱？那对不起，哪怕寒冬腊月，电力公司也可以远程切断你家的暖气；哪怕你病死街头，私立医院也可以拒绝收治。

而在中国，土地、能源、通信、交通、金融等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

这赋予了国家极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兜底能力。

在中国，无论是草原，还是山沟，都能做到通电通水通网。

这在资本逻辑里是绝对亏本的生意，但在社会主义逻辑里，这是“为人民服务”。

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拉低了全社会的生存门槛，让最底层的百姓也能用得起电、通得了网、坐得起车。

这是公有制对资本贪婪本性的降维打击，它从根源上斩断了资本试图通过垄断生存资源来收割人命的可能。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

美国的政客只对捐款的金主和关键摇摆州的选票负责。

对于那些不投票的流浪汉、没有政治献金能力的底层劳工，他们的死活在政治天平上轻如鸿毛。

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一个：人民。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百年的行动准则。

从“打土豪分田地”到“精准扶贫”，中国政府始终扮演着一个“无限责任政府”的角色。

在西方政治学里，政府最好是“守夜人”，管得越少越好。

但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政府是“大家长”。

家里孩子饿了、病了、被欺负了，家长不管就是失职。

这种“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初心”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制度最坚硬的内核。

它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制定，永远不能只看GDP的增长数字，更要看老百姓的菜篮子、药罐子和钱袋子。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国家为了几分钱的药价在谈判桌上跟跨国药企锱铢必较；

才会看到国家重拳出击，整顿让家长焦虑的教培行业；

才会看到国家宁可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速，也要坚决遏制房地产的无序膨胀。

这一切，都是为了守住那条线——不让资本的镰刀，割到人民的颈动脉上。

4 结语

“牢A”的故事，就像一声惊雷，刺破了长久以来笼罩在西方文明头顶的幻光。

曾几何时，公知们描绘的美国是“流浪汉都能吃炸鸡”的天堂，是“空气香甜”的彼岸。

无数人被这层滤镜迷惑，甚至不仅是润人，连我们自己的很多中产阶级，也曾对那种生活心向往之。

但今天，当“斩杀线”这个词横空出世，当无数像牢A这样的观察者将真实的美国——

“冰雨夜里吃汉堡的孩子”、“下水道里腐烂的尸体”、“被账单逼疯的中产”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终于完成了一次集体的“精神祛魅”。

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个被吹捧为“神国”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残酷的、没有任何温情的“人类清除计划”现场。

回头看我们自己的国家，虽然它还不完美，虽然它还有很多发展中的烦恼，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走在一条把人当人的道路上。

毕竟，中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将“消除贫困”写进奋斗目标，并将“共同富裕”作为终极理想的超级大国。

在这个国家：

如果你跌倒了，有低保托着你；

如果你生病了，有医保顶着你；

如果你在外面受了委屈，还有老家的宅基地等着你。

看看我们这里哪怕是深夜依然灯火通明的街道，看看楼下哪怕是再偏僻也有的热气腾腾的早餐店，看看那些虽然辛苦但依然有奔头的快递小哥和建筑工人。

你会明白，什么叫做“免于匮乏的自由”，什么叫做“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种确定性，这种安全感，这种免于被系统性“斩杀”的自由，才是最高级的人权，才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制度自信。

历史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资本主义的终点是少数人的极乐世界与多数人的无间地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充满荆棘，却通向人类文明更温暖、更公平、更光明的未来。

当西雅图的冰雨再次落下，当那些无家可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愿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在深夜的灯火中，读懂这份属于我们的幸运与责任。

这盛世，如你所愿；

这道路，我们坚定不移。

倒不是什么事都要压热度，有些东西出来了，就不得不去面对它。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受，我看了，很不是滋味。

我们搁这加班，搁这天天忙的要死，人家在那儿表演爱国。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富人区，因为视线没有遮挡，正是加州落日最美的时候。

爱国，不是说出来的，不是表演出来的。

以为在哪儿唱了一首歌，ZZ正确了，那就是可以了？

让国内的老百姓咋想？

这些年，海外已经回来了很多，不像过去，越是那啥的，孩子越往国外送。

国家也越来越强大。

可，普通老百姓一个最朴素的疑惑就是：

为什么这个国家最“精英”的一些人，一边说爱国，一边还都把孩子往国外送？

之前就有人在美国偶遇“姜老师”，然后就是各种解释，自己是巡演，孩子是去工作，去看孩子。

可能很多人会说，姜老师很早就离开了，不是公职，用的也是自己的钱，在国外唱的也是红歌， 有什么错。

如果他是普通民众身份，的确没错。

问题在于，他的身份特殊，拿着国家的津贴待遇，自己的人设根正苗红，又是在今年中美博弈，我们打赢了贸易战一二阶段暂时缓和休兵的背景下。

问题不仅仅是他，而是一团情绪解释不通：

最重要的是，看看这张照片，再想一想，为什么那么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有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最后都在美国？

它是没法说服人的。

姜没有移民，其它的呢？

大家也不要拿他跟谁比来比去，就显得高尚，在国外买豪宅改国籍的中国所谓精英阶层，多的是，不是个例。

还有好多人，就不说了，没啥意思。

历史上，苏联也有一大批文艺大家滞留西方不归，俄乌战争开始，第一架飞机走的，就是精英阶层。

做了很多工作，写了很多爱国的文章，但有时候看到这些，总觉得很无力。

这些人，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样做有什么问题，觉得这也是爱国啊。

本质不是行为有问题，而是行为的本质脱离群众。

就好像每次晚会上，看他上来说相声，我就不得不走开，听不下去。

一点都不好笑啊。

但就是这样不好笑的，连续多少年都能上。

不好笑，真的不好笑。

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愿意移民，愿意离开，都是自由，可以，因为有些人是出了国后才更爱国的。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如此背景下，依然是这样，润啊跑啊。

只能说，很多工作，没法自洽。

见面，就是默契一笑，不言不语。

为什么我前天写，没有什么真正的斩杀线。

我只是希望：

国家对于默默为国铸剑的人，对那些带着理想主义回来建设国家的人，对真正的自己人，更好一点。

因为，中国最终不是靠华而不实靠精致利己，而是靠真正的爱国者撑起来的。

网上网友的评价说得挺好的：

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靠一首歌、一个视频、一句口号撑起来的。它藏在行动里，藏在选择里，藏在你把家安在哪里、把心放在哪里。

否则，再深情的合唱，也不过是一场精致的表演、低级红罢了。

《我和我的祖国》第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眼看到年底，又起飞了一架新机。这就是当天被发现有一架全新的银杏叶，在同样黄皮的10C新机的伴随下，首次进行了空中试飞！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银杏叶的第3架试飞原型机，而不是前两架重新调整后又一次飞上天呢？很简单，第3架即使以很远的仰角观察，也明显与前2架有所不同。第一架可以说是外形完整的银杏叶，特别是其尾部，类似当年YF23的半固定式喷嘴。也就是其喷嘴的下方边缘，基本是固定的耐热板，而喷嘴的上半部分，有小幅度上下可动的偏离盖板。这种喷嘴的好处，是从下方很难直接看到高温喷流，有很好的雷达与红外抑制效果。而且因为有底部固定尾板的存在，整个后机身的气动外形也相对非常完整。就像一片完整的银杏叶，给人相当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

而第2架飞上天的，则各种变化较大：比如把固定超音速进气道，改变为蚌式进气道；好处是降低了前机身的结构重量，同时也避免了附面层空隙的存在，让正前方的雷达隐身指标进一步的优化。再就是把滑板式的4个主起落架，改变为传统的双轴4轮式，给外界的感觉更敦实些。而第2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尾部3个尾喷管的下边缘固定的水平挡板，把3个喷嘴都变成了可较大幅度上下偏转的二元矢量喷嘴模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获得全机的整体俯仰力矩。原先的半二元矢量喷嘴，只有非常有限的抬头力矩，而基本无法获得全机的低头力矩。全部去掉底部的挡板之后，感觉银杏叶的整个中间尾部像被虫子啃掉了一块一样，总感觉整体外观不是那么协调。而第3架的飞上天，应该是又做了一定的新调整。

也就是在第2架的基础上，明显看出3个尾喷嘴还都是二元矢量，但是似乎整个发动机舱，都向后移动了至少1米，这样整个机体的后边缘，尤其是中间的喷嘴部分，就感觉外观协调的得多了。不至于留下被虫子提前啃掉了很大一块的印象。另外还可以看到，肋部的一侧进气道前边缘，仍然是明显前掠的；这是蚌式进气道的典型特征，也暗示今后下边缘的2大主进气道都是如此设计了。现场有黄皮10C伴飞，也侧面证实是全新的3号机。因为只有全新的机体上天，才有伴飞录像的传统。总之新银杏叶越来越多，综合设计也日益完善，大批服役指日可待！

到2033年，也就是仅仅8年之后，神秘大国将在全球的新世纪，打造出第一个全球战略机动的全核打击支队。之所以叫做支队，而不是叫做舰队，很大程度上，是至今保留至少6大水面支队的编制传统，而这个传统有很大概率还要再传承几十上百年。第二，作为支队，就侧面暗示不是全部家底一次性全部摆出去，而是这样的支队未来还有五个六个，甚至七各八个，但是单纯一个全核全球支队，就足够歼灭包括当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全部海上力量，至于怼其他的二三流的所谓强国，更是不值一提的小卡拉米。全核支队的核心，首先由至少4艘14万吨级以上的核动力超级航母作为关键。仅仅这一项就56万吨。都知道一艘巨型航母只是战略威慑，2艘一起就是事态严重了；3艘就有准备开战的架势。

而4艘摆在一起，马上开火的概率超过90%！因此全核支队一上来就摆出4艘核心平台坐镇中间的基本海上态势，那么无论航行到地球海洋的任何区域，周边宵小都该好好的反思自己的行为过失了。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论君子还是怂货，在绝对的武力面前，都该好好规范一下自己的行为规范，毕竟畏威而不怀德，才是全球的真实行为特征。在4艘主力航母之外，是8艘5万吨级的核动力战列舰。具备洲际ASBM；可以海基反导反卫星，装备的万千瓦级战略激光，可以随时打击地月系之间的任何飞行物体。在战列舰之外，是12艘常规动力的小火车、24艘吾

二
弟、以及至少48艘护卫舰。不是全核舰队吗，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常规动力水面舰艇？道理很简单，全核舰队是指舰队中的主要平台，

都是核动力的。而且鉴于所有核动力水面平台，都在5万吨级以上，相对体量庞大，需要有更多更灵活的常规舰艇进行防御警戒，主要作用是反潜，因为从空中与地面，已经很难在直接威慑他们。说到反潜，那么至少12艘大黑鱼伴随自然是时刻不能少。剩下的还有至少4艘18万吨的核动力超级补给舰；同样吨位的2艘核动力远征基地舰。远征基地舰本身具备巨型浮船坞系统，可以对远海舰艇随时进行现场维修。如此算下来，一次出海，一共就4500吨到18万吨之间的舰艇共计114艘，总计270万吨！

所谓吃饭穿衣量家当。前两天刚刚完成了年底的数舰，基本结果是已经存在至少310万吨之外，船厂内部还有至少128万吨正在昼夜加班建造之中，力争到2028年全部交付，那么到时候就有接近440万吨，距离超级大国纸面上的450万吨已经基本看齐。虽然超级大国当今船厂内部，也有84万吨正在搭建，但是9成以上都在持续磨洋工中；而到2028年，超级大国还要现场退役40万吨以上。比如仅仅一艘尼米兹号已经开始办理退休手续，仅仅这一艘就实际掉了10万吨；还有大批的提康与洛杉矶级核潜艇也在排队退休中。因此真到2028年，超级大国海军维持400万吨最后

脸
面线都难。而这边几乎没有需要退役的老舰，总之快速的此消彼长之下，全球第一大海军的宝座的转移，就在今后的3年之内必然发生。

全球都知道海空不分家。当代的所谓海战，基本都是在空中提前决胜负，于是飞机的角色其实有时候比单纯舰艇更重要。而且很多取得现实战果的反舰导弹，相当一部分也是飞机发射的。因此单纯

数舰
还不够，必须把当前与今后飞机的保有量，尤其是每年新下线的情况，也大致的对比一下，才会观察的更加清楚；对全球战略大趋势会看得更加明白。说到飞机，当然最简单最迅速的比较当今G2的战术飞机；暂时不比较战略轰炸机，大型加油机，特种作战飞机，以及直升机与旋翼机。首先美国海空军现役的战术飞机总数是大致清楚的，就是3300架上下。其中包括至少1100架是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可以部署上舰的舰载战斗机，其中也包括少部分上舰的E2CD预警机与特殊的舰载运输机。当然这1100架舰载机，

也不是随时都在航母上环球巡航值班，毕竟当今活跃的美国航母已经不到3艘，而编制仍然是10艘。也就是说，平时7成以上的舰载机其实是呆在陆地上储存与训练，但是仍然都算舰载机。换句话说，当今美国空军的主力战术飞机，一共是2200架左右，海军与陆战队是1100架左右。而另外一个大国，陆基战术飞机已经比美国空军多出至少300架，那么就是2500架上下，加上舰载机如果算100架，总数差不多是2600架。两家的总差距还有700架！那么几年可以追得上内？其实都用不了三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1年里，

某方
居然集中下线了接近500架的非民用的先进战机。其中包括：双发重型5代机至少120架；中型隐身舰载机至少20架；重型4代半至少80架；上舰重型4代半至少40架；单发四代半至少40架；

出口版轻型战机全部零配件至少35架；2种六代机至少X架！加起来非常好数的数字，正好365架，平均1天1架。另外还有4发大运至少40架；70吨级中运至少60架，一半都做了预警机。另外上舰预警机至少10架。与前面的战术飞机加起来，总数大约475架。考虑到误差，说一年下线接近500架应该大差不差。那么超级大国，还有其他的所谓航空强国，在过去的一年里，下线了多少军机呢？对超级大国来说，F35系列下线了大约70架，实际交付基本为零。氮化镓相控阵雷达都没得装，如何交付？另外还有F15EX大约1.5架，实际交付同样为零。北方大国，苏57加苏35甚至包括米格机，全加起来下线都不到15架，还不够前线一个月消耗的。法国方面，同样全力下线不到15架阵风。至于其他国家，即使有新战机下线，

也基本都是个位数，要么就是零！总之2025全年，一国对全球，居然是475对115.5！就这个程度，以后这战争还怎么打？当然，如果算上民机，空壳当年还交付了600架以上。某音不复当年，但10来年前，创造过1年交付890架大飞机的世界纪录。因此仍不可骄傲，今后要做到2条腿走路，所有军机民机的生产产能都要同步大爆发。当每年交付总量超过1500架的时刻，才是真正的无敌于天下！